禁書天堂?●專題|港出版自由名存實亡 台為港人印消失的「禁書」

更新時間 (HKT): 2021.04.22 00:00

香港曾被稱為「禁書天堂」,《明鏡》、《開放》、《前哨》、《爭鳴》……一本本名字類似、排版相近的雜誌,密密麻麻豎立在報紙攤檔顯眼位置,《天津爆炸黑幕》、《五中全會檢驗》、《十八大人事變動》,還有一本本小書,說中共官場秘聞、官場鬥爭。但2015年,巨流出版社出版數本與習近平有關的書籍後,發生銅鑼灣書店事件,「禁書」產業開始萎縮,至去年7月,「港版國安法」成為壓垮禁書的最後一根稻草,「政治禁書」全面絕迹香港。

討論中國官場時政的政治禁書已絕迹香港,但出版界仍未能鬆懈,不少香港作者都會選擇離開香港,在台灣出版,台灣有出版社自2019年開始為港人出書記錄反送中運動,見證《國安法》實施後的變化,想起那段戒嚴時期,也是香港為台灣出版,現在為香港人出書,義不容辭。

「明鏡還在香港存在,香港出版自由就存在;如果明鏡不存在,就沒有出版自由,沒有新聞自由。」明鏡出版集團創辦人何頻近日對《蘋果》重提他在1997年說過的話。

「沒有了,全都沒有了。」為《開放》雜誌擔任編輯14年的蔡詠梅說,以往在香港出售的「政治禁書」最受內地旅客歡迎:「來香港買東西,非常重要就是買政治禁書,因為香港有的他們都有,只有這樣是他們沒有的。」曾經為銅鑼灣書店工作的胡志偉也說,高峯期全港有20多本政論雜誌,現在幾乎絕迹了。

尖沙嘴天星碼頭幾個報紙檔,以前醒目位置總放滿中共秘聞、權鬥書籍雜誌,讓內地遊客一下船就見到,現在消失殆盡,原本的位置可能賣水,可能賣涼果。蔡詠梅指,政治禁書的消失是一個過程:紙媒被互聯網取代、銅鑼灣書店事件、內地嚴禁運書,最後一擊是去年實施的「港版國安法」,「很多出版社不出書,也估計會隨時觸犯《國安法》,印刷也是」。

1991年創刊的《前哨》在去年7月停刊,前一晚的11時「港版國安法」正式實施,這本回歸前已存在的雜誌定格在2020年6月那一期。在6月,出版多本政論雜誌、中共政治書籍的明鏡新聞出版集團也退出香港市場,創辦人何頻說:「也沒多久,看了《國安法》實施前,就退出了,我把所有書都銷毀了,打成紙漿。」30年的心血,十數萬冊書籍打成紙漿,因為那條看不到的紅線,「現在不知道紅線在哪裏,因為都是紅線,有些紅線它不是寫在表面上,根本不知道紅線在哪個地方,等你出事才知道,原來是不能做的。所以為了我們的員工的安全,為了我們作者的安全,所以我們就算了。我們就離開香港了。」

出版時政刊物的業者都會說,香港本沒「禁書」,「禁書」是對應內地的,因為香港理應享有出版自由的,就好像《基本法》第27條所寫:「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紐約時報》曾指,中國的第一本禁書是由毛澤東早年主要政敵、中共元老張國燾所著的《我的回憶》,毛澤東在書中被描繪為一個殘酷無情的領導者。

香港出版的中共政壇禁書,讓讀者彷似身處中南海,了解中共秘聞。胡志偉說,很多「禁書」材料都是內地政治人物刻意放風,用來拉對方下台。但現在禁書絕迹的其中一個原因,除了《國安法》,還是因為在內地的派系鬥爭已沒有以前那麼激烈。何頻說,近年「禁書」的高峯時期是2012年的重慶原市委書記薄熙來落馬那時候,是習近平上任前後,最鮮明的一次權鬥。

今年六四是「港版國安法」實施以後的首個六四,今年還可能見到六四新書出版嗎?出版過《中國「六四」真相》的何頻說:「我覺得香港沒有人敢印刷了,沒有人敢印。也沒有發行商,誰跟你送到書店去。」他說,以前就算是中資的書局也會有賣這類型的書籍,但現在書店對這些書都會有擔憂,不敢售賣,「香港的情況,比我們看到的,嚴重很多。」何頻語重心長地說:「現在香港的問題是,新聞自由、出版自由是最危險的。」明鏡集團退出香港後,主打網上平台,拍攝短片論政,「我們做了30年,我也覺得差不多了,現在已經到了一個新的時代,影片的時代,傳播非常大。」蔡詠梅說,不是只有出版一環會擔心,發行、零售、印刷,所有環節都擔心會誤墮法網。

過去的「禁書」,在香港絕迹,但出版界疑慮未除,樓上書店還能出售反修例運動書籍,也有講中共歷史的書,但那把架在頭上的刀,不知甚麼時候鍘下來,「不是紅線的問題,是紅油的問題,他喜歡隨意潑往哪裏就哪裏,可以隨便禁,幾個維度看,內容擴大了。」已到台灣的桑普在5年前曾出版一本書,因為講及習近平,出版商遭「姓黨人士」警告不能推出,那時候的紅線是「習近平」,桑普說,現在為香港出版業定下的紅線,彷彿無遠弗屆,「攝影集、漫畫,政治嘅一律都不能出,就算次文化堂也沒辦法出很多書,受人審查。」

紅線明確的話,或許還可拿捏,但對一些出版者來說,紅線在哪兒,是一個問題,為免誤墮法網,不少香港人選擇在台灣出版記錄社運的書籍。2019年中後期,香港人在台灣出版的社運書如雨後春筍,「一人出版社」出版了《我們的最後進化》,發行了《傘下存志:香港反送中社會運動文宣作品集》。

一人出版社負責人劉霽說,那時候是來自香港的作者先找他的:「就是他們想來台灣出版,因為香港那邊有很多出版社會有顧慮,我看了也覺得喜歡,也覺得很台灣這邊也有義務跟責任要幫助香港。」

書本記下的是歷史,盛載的是情感,劉霽說喜歡看人的故事:「它是很有故事性的,一個一個小人物的,每個人都有各自的故事,我覺得這些故事很珍貴,我一直很關心香港,剛好接到這個書。幫助香港記錄也是一個考量,當然有興趣也可以幫到香港,也是義不容辭。」

台灣人經常會說,在上世紀50、60年代的戒嚴時期,人民應有的出版自由無法得到保障,「黨外刊物」不能存在,那些都是禁書,都是靠香港人幫忙出版,再寄回台灣。翻查台灣國史館研究,「以1952年為例,那年台灣大約流通着4,000至5,000中文圖書,卻僅僅427種新書是在台灣印行的,當時許多圖書仍仰賴香港進口……」

有人會以風水輪流轉來形容。在台灣重新開始銅鑼灣書店的店主林榮基也說:「香港出版業轉移台灣勢所必然,正如早期台出版,解嚴前,只能在香港出版,郵寄回去。現在不過恰恰倒轉;五十年河東、(五十年)河西。」林榮基說,目前沒有計劃再做出版, 在書店也有一個專門探討中國政治、香港社運的書的專櫃。

為上一代獲香港協助出版「禁書」,在這一代出手回報的,還有台灣的「奇異果文創」。該出版社在2019年出版《反送中攝影集:我願榮光歸香港》和在2020年出版《反送中攝影集:年輕的苦難》,前者是在記錄2019年反修例運動前期,後者重點則落在中大和理大圍城。

「奇異果文創」負責人對《蘋果》說,第一本書和第二本書的出版時間,正正落在「港版國安法」落實前及落實後,可以明顯對比,第一本《反送中攝影集:我願榮光歸香港》,當時連香港的大型書店還會引進,到了《國安法》實施後,有書店指自己因為被人檢舉,所以也不想冒險進貨,「那時候進入香港,的確遭阻礙,書店表示,在反送中攝影集的時候有檢舉,但不知道是誰檢舉,那時候比較擔心。」

香港的故事,在台灣出版,香港人要看,就要寄回來,書店和出版社都有考慮如果過海關時,萬一被認為可疑、違法而遭整批攔截,就是一筆損失,「紅線甚麼時候會落到那麼具體,這個我們很難判斷,這方面我們就會小心謹慎。」奇異果文創負責人說。

衝突場面不再,伴隨「港版國安法」實施,出版刊物風險增加,這些有關香港政治生態、社運的書本今年未如前兩年一般多,但是奇異果文創負責人也表示,已有計劃會繼續為香港人出第三本書籍,但是他們也預計賺不了錢,畢竟寄書回香港有風險,在台灣有興趣的讀者也未必真的很多,用廣東話說,就是「嘥心機捱眼瞓」,「因為我們在台灣是一個獨立出版社,我們出版不是完全以商業考慮。像是《國安法》的逮捕,如果只是散(落)在報紙,很可惜,覺得有記錄的必要。」

手機用戶請按此:中共打壓香港「禁書」事件簿

《蘋果》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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