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地史實●源自雲南 回民起義+鴉片運輸南傳 
甲午鼠疫禍港三十二年

更新時間 (HKT): 2021.06.11 02:00

導言:香港開埠前,中國人說它是小漁村,英國人說它是「貧瘠的石頭」,但無論如何,開埠後半世紀它便躍升為全球第一貨運大港。本報請來香港歷史學家、考評局前評核發展部經理楊穎宇,選取殖民地時期香港歷史的點滴,與讀者分享那些年、那些真實的歷史。

大家逛舊區時,對於大廈之間的後巷有何感覺?污糟?驚有老鼠?與這種觀感剛好相反,「後巷」的初衷是要讓城市確保衞生,防範鼠疫再臨。

「後巷」英文名稱是scavenging lane,scavenge意即「清除垃圾」,這反映「後巷」的設計功能:各家各戶都把垃圾放在那裏,讓市政人員清理。這是1903年《公共衞生與建築物條例》所引入的建築改革,目的是解決1894年鼠疫後華人屋宇的衞生問題,避免垃圾於室內過度堆積。

香港過去一段時間出現過其他公共衞生危機,例如禽流感、沙士,乃以今天的COVID-19,人們可能以為鼠疫已是很久以前的事。然而,鼠疫沒有消失過。中國內地仍有「鼠疫防控督導組」做防控工作。那麼,甚麼是鼠疫?

首先,鼠患不等於鼠疫。澳洲現正發生嚴重鼠患,大批鼠軍陸續向悉尼進發。人們放一盆水,一個晚上可以浸死十幾隻。然而,鼠患雖然可怕,但不一定會在人的身上產生疫症。

鼠疫來自老鼠身上一種叫耶爾森氏的桿菌,這種菌不會直接對人類構成危險,需透過疫蚤等中介才會傳染給人類。疫蚤可以藏在棉花、羊毛、穀物、麻包袋等物品上,可長距離遷往別處傳播瘟疫。受鼠疫感染者,淋巴腺會長出大量毒瘡,當時粵人稱之為「出核」、「惡核」,所以未有「鼠疫」一名之前,人們稱之為「核疫」。

銷煙林則徐 後推動種罌粟吸金

鼠疫在歷史上出現過三次大流行。第一次發生於六世紀,史稱「查士丁尼鼠疫」,席捲中東和地中海地區。第二次稱為「黑死病」,較多人認識,它始於1347年,先從西亞蔓延至中東、地中海地區,繼而波及西班牙、法國等地,最後到達英國、北歐、德國和波蘭,共歷三百年左右。據學者推斷,是次鼠症源自中國。

本文重點討論的,是第三次大流行,它始於中國雲南,於1772年出現首個病例。學術界認為,雲南鼠疫傳到粵、港,有兩個可能的途徑。第一,19世紀的雲南在太平天國影響下爆發大規模反清回民起義,持續約二十年。鼠疫可能隨軍事行動傳播開去。

第二個途徑與鴉片有關。19世紀的雲南是鴉片種植大省,根據紀錄該省於1736年已開始種植。雲南鴉片,質素被認為勝過其他省分,價格遠較洋煙便宜,因此中國南方對雲南鴉片需求甚殷。鴉片運輸商隊經西江或北海等商埠將「雅片」(鴉片另一名稱)運來粵省。

順帶一提,曾為大清銷煙的林則徐,後來主張銷售鴉片煙。1847年,即《南京條約》簽署後的五年,時任陝西巡撫的林則徐在某信函中寫道:「鄙意亦以內地栽種罌粟於事無妨。所恨者內地之民嗜洋煙而不嗜土煙,若內地果有一種芙蓉,勝於洋販,則孰不願買賤而食?……第恐此種吸煙之人未必回心向內耳。」既然國人吸食鴉片已成定局,林則徐便提倡鼓勵國人吸土煙,以求挽回利權,避免白銀外流。

根據港府出版的《1894年香港鼠疫醫學報告》,當年本港因鼠疫死亡者有2,485人,當中2,447人是華人。當年2月,疫症首先在廣州出現。3月香港有大型巡遊活動,粵省來港湊熱鬧者眾,估計當時已將疫症傳到香港。到了4月,廣州有大批人口為了避疫逃到香港。疫情遂於5月在香港爆發。

5月10日,香港爆疫。疫情發展相當厲害。上海《申報》5月15日報道指出:「香港華人,近得一病,時時身上發腫,不一日即斃。其病起於粵省及北海,近始蔓延而至,每日病者約三十人,死至十七八人……」

港府反應非常迅速,果斷「封關」,除宣佈香港為疫埠、所有人未經檢疫不得進出港口外,亦將停泊於昂船洲的醫療船「海之家」(Hygeia)駛至上環對出海面,經東華醫院接收的所有鼠疫病人均移至海之家隔離治療。潔淨局(市政局前身)派專人挨家挨戶搜查病人和屍體。當疫症爆發之時,無人知道「疫蚤」這個疫媒,以為房屋不潔是鼠疫的主因,而太平山區的房屋衞生問題和疫情都是最嚴重的,所以港府下令將太平山區部份房屋燒毀,原址成為了今天的卜公花園。

假新聞充斥 劏肚取嬰挖眼製藥

以上所述,一般有關鼠疫的文字均會述及。未必述及者,乃華人對此的反應。香港開埠以來,一直處於「華洋分治」。華人有事,會到上環文武廟要求值理仲裁,後來東華醫院成立,東華在港府默許下,儼然成為華人的小政府,一般情況下,港府不會過問東華事務。然而,甲午鼠疫期間,政府一改以往做法,積極進行嚴厲干預。搜屋、禁止出境等,華人對此並不理解,認為港府的做法針對華人,要求東華去信政府收回成命。

事件幾乎演變成中英外交危機。粵人就港府禁止華人出境的政策進行針對性的宣傳,警告人們不要到香港去。事件越演越烈,甚至變成仇外:粵人認為外國人所用的護身香包有毒、外國傳教士在省城派發防疫香包即是派毒,號召民眾消滅外國人。當時的「假新聞」還包括香港醫生會劏開孕婦的肚,取出嬰兒的眼睛製藥;港府計劃從學校揀選幼童,切除其肝臟取其膽汁製藥等。

面對種種壓力,港督羅便臣終於讓步,准許廣州派船到港接走香港的華人,前後達八萬之眾。事後,港府就公共衞生進行改革,除了本篇開首所講引進「後巷」外,東華醫院亦需引進西醫讓市民有所選擇,東華亦需接受港府的監管。

大清有經驗 東三省抗疫大成功

羅便臣屈從政治壓力,批准大量患者離港,原本設計良善的防疫政策穿了一個大窿。結果,香港作為全球航運中心,某程度上成為了鼠疫輸出港,這對於香港歷史來說是一個遺憾。這一波的鼠疫,在港肆虐32年至1926年;最終除南極洲外波及全球,學術界估計至1959年方休。

由於公共衞生危機涉及強大政治張力,身處當中的重要持份者會爭奪話語權甚至修改集體記憶。有幸這次甲午鼠疫年代久遠,華人當時的不滿沒有被提升至「反抗港英民族迫害」的高度。若以民族主義觀之,大清經過甲午鼠疫後,在1910年處理東三省鼠疫時曾經「吐氣揚眉」:馬來亞華裔細菌學家伍連德受清廷委託,不但很快處理好東三省疫情,而且在1911年主持召開奉天國際鼠疫會議。這是世界歷史上第一次國際肺鼠疫會議,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國際科學會議,在公共衞生、科學甚至外交等方面都標誌着大清的重要成就。可是,當《奉天國際鼠疫會議報告》於1911年10月出版時,迎接它的卻是大清王朝的分崩離析、great Empire (伍連德語)之易手。歷史,有時就是這麼諷刺。

撰文:楊穎宇

作者自述

楊穎宇,香港大學歷史系文學士、哲學博士。念大學時以為秉筆直書乃歷史之理所當然,畢業後才發現這並不一定是常態:教科書「殖民地」、「華僑」、「香港位於中國南方」等字句,公開試客觀描述那些年中國大舉向日本學習的史實,竟會犯禁。這不是真實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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