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福利基金收1.8億85%捐款人無名氏 4筆千萬捐款包括來自唐英年任會長組織

更新時間 (HKT): 2021.01.14 14:57

警察福利基金上月公開2019至2020年度的年報,揭示基金年內獲高達1.8億元捐款,單是「茶點費」也花逾6千多萬元。《蘋果》記者日前翻查基金捐款紀錄,發現基金該年度共接獲約580筆捐款,當中逾85%的捐款人或單位均顯示為「無名氏」;該年度有4筆捐款以千萬元計,金額最大高達2千萬元,且有多達2筆,同樣來自「無名氏」,唯一1筆有交代捐款單位的千萬捐款,由全國政協常委、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擔任會長的香港友好協進會捐出。

《蘋果》記者早前按既定機制,向警方申請警察福利基金的捐款紀錄,經過近一個月,日前獲警方安排到金鐘警察總部查詢有關捐款紀錄。警方今次安排3名人員接待記者,並要求記者先交出手機等通訊設備,再將通訊設備放進錫紙、鋁箔包裝袋和外賣食物保溫袋內作三重「保護」,查閱期間亦不准拍攝、錄音、錄影和抄寫筆記,且限時僅一小時。

41筆逾百萬捐款,包括兩筆2千萬元、兩筆1千萬元

最新的2019至2020年度警察福利基金捐款紀錄共29頁,共涉約580筆捐款,捐款總額為180,424,012.24元。捐款紀錄列出捐款人或單位名稱、捐款原因、捐款金額和基金接受捐款的日期。根據捐款紀錄,警察福利基金於該年度共接獲約580筆捐款,但有約510筆捐款的捐款人或單位名稱顯示為「無名氏」,比率逾85%。

警察福利基金不乏巨額捐款,有41筆捐款的金額達100萬元或以上,捐款金額最大為2千萬元,而且有多達兩筆;另有兩筆各一千萬元的捐款。

香港友好協進會捐款千萬 唐英年任會長

四筆千萬捐款中,僅有一筆為數一千萬元的捐款有交代捐款單位身份,屬2019年7月由香港友好協進會捐款。根據捐款紀錄,該會同時向基金捐助另一筆為數100萬元的捐款。香港友好協進會由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等組成,現由全國政協常委、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擔任會長。

至於另外3筆千萬捐款,包括兩筆各為2千萬元,以及一筆涉1千萬元的捐款,捐款人和單位均顯示為「無名氏」。其中該筆1千萬元捐款於2019年9月20日獲基金接納,另外兩筆各為2千萬元的捐款則於2020年3月5日獲接納。

捐款者:藉捐助避免警員受傷

該年度的捐款原因亦略有變化,除了絕大部份捐款均指要「感謝警方服務香港所作的努力」,亦部份稱要「感謝警方維持治安」,亦有指希望藉捐助避免有警務人員受傷。

警方過往回覆傳媒查詢時曾稱,基金的管理委員會在決定接受捐款與否前,會按嚴謹的程序進行審核,並且必須遵守政府內部及警隊的相關規定。基金每年的收入及支出均由審計署署長批核後提交立法會。警方又稱,基於尊重個別捐款人的個人意願,基金管理委員會未能公開披露每名捐款人的資料。

基金2019至20年度總收入達1.88億元

而保安局回覆立法會議員質詢時稱,只有警察福利基金設既定機制讓公眾查閱捐款紀錄;至於警察子女教育信託基金,以及警察教育及福利信託基金,局方指向來沒有讓公眾查閱的機制,在沒有捐款人同意的情況下,有關資料不作公開。

警察福利基金上月曾向立法會提交2019至20年度財務報告,該年度總收入為1.88億元,比上一年度僅1,949萬元,收入大增逾8.6倍;捐款收入有近1.8億元,比上一年度僅657萬元,急增26.4倍。基金賬目亦由2018至19年度虧損1,989萬元,轉為錄得7,395萬元盈餘。

民權觀察:巨額捐款者屬有權有資源者 公眾關注會否影響警公正性

民權觀察成員王浩賢表示,基金所接獲的不乏金額頗大的捐款,反映捐款者或單位絕非一般小市民,而是比較有權力、資源的人士和機構,公眾自然會關注警方會否因收受有關捐款,影響他們的工作的中立和公正性,故當局作為受益人,應了解捐款人的背景,以決定是否接受捐款,而捐款亦應不涉任何利益和目的。

他以選舉條例作例,指參選人在區議會和立法會選舉中如獲1,000元或以上捐款,便須作出申報和交代捐款人員和機構的身份;警方可行使的公權力之多,與其利益披露機制明顯不相稱。他認為,警方理應更受到公眾監察,故他們接受金錢利益時,應有一個公開、透明的機制,讓市民了解捐款人身份,不能只因捐款人不願意披露,警方便不作交代。

林卓廷擔心背景敏感者向警方捐款

曾任廉政公署調查主任的前立法會議員林卓廷表示,警隊本身已獲政府豐厚資源和撥款用作警務人員的福利。但其福利基金仍收受多筆巨額捐款,外界無從得知巨額捐款人身份,公眾無從監察,他對此感到震驚,並擔心多年前有背景敏感者欲向警方捐款的事件,會再次發生。

他又批評,警方供公眾查閱的捐款紀錄已多顯示為「無名氏」,仍就查閱設多重限制,「擺明係作賊心虛」。至於其他警方基金資料更不作公開,他形容是公然集體收受利益而不受監管,明顯是黑箱作業。

林卓廷提到,在過去一年多以來,建制陣營的違法行為絕少被警方追究,同時亦有理由相信捐款者多來自建制陣營,難免令公眾覺得警方因受人恩惠而放軟手腳。他又認為,基金接收有關捐款時應需得到保安局和公務員事務局同意,過程中亦應諮詢廉政公署,質疑有關部門為何仍容許此情況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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