輸打贏要 兩制不存(劉銳紹)

更新時間 (HKT): 2021.03.06 02:00

北京舉行全國人大、政協兩會,香港人最關心的當然是涉及本地的事情。從北京傳來的各種訊息可見,「兩制不全」已到了「兩制不存」的時候。北京輸打贏要,加速「兩制」不復存在。自從中共明確「要牢牢掌握香港的全面管治權」之後,各種政策和措施層出不窮,控制立法會、港府運作和人事(包括公務員系統的常任秘書長)、教育、司法等,不單加速進行,而且是火速進行。這次兩會甚有可能又一次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

全國政協主席汪洋致辭時,首次不提「一國兩制」。回顧過去,香港回歸大約五年,「五十年不變」已經不提了。到了2004年,北京已通過時任港區全國人大常委曾憲梓推動「愛國者」討論,並點名李柱銘等人「不愛國」,就像今天港澳辦主任夏寶龍點名黎智英、戴耀廷、黃之鋒「不愛國」一樣。其後,喬曉陽來港宣示,北京眼中的「高度自治」不等如絕對自治。到了去年,汪洋在政協報告中已不再「港人治港」,如今更連「一國兩制」也不提了。可見,逐步閹殺「兩制」,已是中共的一個長期宿願。

「左」的心魔觸動鬥爭思維

為甚麼會這樣的呢?深層次的原因是台灣早已表明不相信「一國兩制」,大陸感到對香港的「失控狀態」毋須繼續「啞忍」;加上2003年7.1大遊行之後,北京擔心香港成為「反對勢力(包括國內外、黨內外)的基地」,「左」的心魔又觸動了鬥爭思維。所以,從2004年開始已有連串和系統的部署,以突出一國來壓縮兩制。

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不少收縮兩制的想法和部署已經成形。內地出版的《香港藍皮書:香港發展報告2012》已勾勒出主要輪廓,還包括一些具體措施,竟然就是今天的現實。例如教育部份:教育局高層應找有能力、有理念的人士出任;停止通識學科;加強教育局對學校的領導,將校本政策淡化。對於官員,中央要有「推薦權」(不是公開說的「特首提名,中央任命」),常任秘書長要跟局長一樣,由中央審批;還要「通過終極政制,至2047年不變」。

可見,2012年是中共治港政策的一個「重要拐點」。筆者過去多次提出必須深入研究,但港人由2004起一直未有密切關注北京的思維變化和動向,皆因那時候危機並未迫到眉睫,今天才如夢初醒。

再看夏寶龍透露的未來政制,特首選委會增加至1,500人等建議,就可以看出輸打贏要的政治常態。其實,現有的政治和選舉制度,都是北京同意然後由港府推動的。例如,立法會選舉中的比例代表制,就是官方考慮到要保護當時處於弱勢的建制派,才想出來的方法,以免他們在選舉中「食白果」。豈料,比例代表制到了今天,恰恰保護了處於弱勢的泛民陣營,所以才出現取消比例代表制的建議。

又如117名區議員互選成為特首選委會的成員,就是因為當時官方感到區議會選舉都是建制派的囊中物,把建制派區議員放在特首選委會中,或多或少可以增加選委會的「基層代表性」。豈料,在本屆區議會選舉中,建制派大敗,於是這117個特首選委的位置極有可能由泛民(尤其是年輕人)出任。這又觸動了北京的神經,自然要想辦法鏟除。所以,今天有一種解釋是:區議會處理地方事務,跟政制無關。這不是地地道道、毫無遮掩的輸打贏要嗎?這也合乎中共的政治常態──「為今我所用」,只着眼於目前這一刻的政治需要,可以用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更令人擔心的是,今天符合政治需要的行動,可能不符合未來的政治需要,所以也存在隨時變化的可能。

基於這種心態,建制派內近期還有一個傳聞,就是有人建議:既然每次研究如何堵塞選舉漏洞的時候,都只能解決眼前的問題,但未必堵塞以後的漏洞,還可能創造以後更大的難題;倒不如乾脆取消選舉,那就一了百了。這個建議完全符合上文提到的「通過終極政制」直到2047年的心態,屆時已到一國兩制的限期了。

大家經常問:「北京會去到幾盡?」無人能知,只感到「左處未算左」。如果想掌握一些思路的話,不妨參考中共1949年執政後在大陸推行的政策,如何接收城市?如何控制「白區」(不是直接管治的地區)?如何培植自己的勢力?雖然今天的環境與過去有所不同,但性質有很多相同之處。中共雖稱努力由革命黨轉向執政黨思維,但始終有不少遺痕。也許從它執政初期的蛛絲馬迹,可以摸到今天治港的一些脈絡。總之,面對困局必須醒;這個醒,既是不再沉夢的蘇醒,也是不要盲目的清醒。這樣才能駕馭風浪,闖過時艱。

劉銳紹

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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