狹縫掙扎vs全民杯葛

更新時間 (HKT): 2021.04.01 02:00
戴雅門

極權一下子拉緊繩索,港人從制度上改變社會的機會幾乎被完全封殺。港人應趴着入門縫繼續「寸土必爭」?還是集體杯葛選舉遊戲,否定這個不公平的制度?如斯窘境,我們從未經歷過,或者他國人民的經驗,總能帶來一點啟示。

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資深研究員戴雅門(Larry Diamond)是著名民主學者,專注於研究世界各國的民主發展。他亦關注香港抗爭,曾與多名學者聯署呼籲美國國會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香港監察」創辦人羅傑斯(Benedict Rogers)多年來關注東南亞國家人權狀況,任職記者期間,曾親身到緬甸、東帝汶等國見證當地人民的抗爭和民主發展。

記者訪問了二人,由其他國家的掙扎出發,看港人應如何走下去。戴雅門認為無論空間多狹窄,都應盡力爭取;羅傑斯則覺得杯葛選舉或許會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D:戴雅門 R:羅傑斯

Q1:其他國家的人民曾否經歷過類似的政治窘境?在政權的重重篩選和選舉操縱下,當地反對派如何應對?

D:俄羅斯的反對派一直面對類似的困難,普京甚至會拘捕和殺害他的對手。但在地區層面,反對派仍能獲得一些勝仗,而且選舉可以演化成抗議政權的支點。在伊朗,雖有憲法監護委員會篩選總統候選人,但當溫和反對派候選人在2009年的勝仗被竊(多方報道指選舉涉及舞弊),就引發了幾乎推倒政權的大型示威運動(綠色革命)。在委內瑞拉,如香港一樣,當反對派勝選,野蠻的威權政府就不斷更改遊戲規則。

在這樣的形勢下,很多時問題並非出於篩選候選人,而是選舉缺乏中立、獨立的管理。如果點票繼續獨立而且公平,同時一些溫和的反對派仍被允許參選,經驗告訴我,丁點的代表性和競爭總比完全沒有好。

R:在緬甸,全國民主聯盟(NLD,昂山素姬創辦的政黨)杯葛了2010年的選舉,因為選舉很明顯被操控,而且昂山素姬當時仍被軟禁兼被排除於選舉之內。但到2015年,經過軍人政府與昂山素姬長年談判後,他們終於和解,NLD參選並贏得壓倒性大多數。不過根據2008年軍方草議的憲法,軍方仍保有25%議席並控制三個重要的政府部門。但和解到今年2月1日終於破裂,軍方再次上演另一場政變。

Q2:香港人應否杯葛選舉以抗議不公平的政治制度,並專注於制度外的抗爭?抑或應盡力爭取權力,保留影響力和來自議席的資源?

D:中共現加諸香港身上的制度是明顯違背民主原則。北京的目標是全面管治:逐步抹走殘留的香港自治,並將她變成另一個受到中共完全控制的中國城市。香港民主派正面對一個悲慘的窘境:如果完全杯葛選舉,他們就會將立法會拱手相讓給北京的扯線公仔;但如果他們參選,就會合理化這個怪誕又不公平的規則和干預。

我普遍會建議世界各地的民主派,如遇上類似的情況,應盡用所有空間、所有剩餘的工具(即使如何被壓柞),嘗試挑戰和抵抗威權統治。但我覺得我並無身位去告訴香港民主派該如何應對選舉。我只能說,面對這種不斷惡化的威權統治,任何的選舉手段,都必須配合一些聰明、具適應性、又靈活而且非暴力的公民抵抗策略。

R:在泛民總辭、47人被國安法拘捕和現在人大改變選舉制度前,我都認為香港人應用盡每一個機會,保持政治體制內的影響力。但在艱難的現實中,香港人根本完全被剝奪政治權利,民主派候選人能在體制內帶來任何影響的機會亦已消失。在新規則下,只有被認定對中國主權以及中國共產黨忠誠者,才能有機會當選。所以我認為相信民主價值的港人應杯葛選舉,除非現時有明顯的人選,作為民主派,又出乎意料地能入閘站穩。

香港現時的選項非常有限。在國安法之下,示威變得非常危險,而且幾乎不同形式的異議方法都被壓制。媒體已經成剩餘的有限空間,但新聞自由亦正加速地被削弱,連帶流亡者的聲音亦然。緬甸多年來的抗爭,結合能自由發聲的流亡者行動,和一些默默地、勇敢地在國內有限空間中,做能力所及的事的社運人士和公民組織。經過近十年的開放,緬甸可悲地似乎要重返過去。我怕香港正面臨類似的境況。

Q3:民主倒退以外,來自中共的政治檢控和迫害亦隨國安法的實施越趨嚴重。在這樣的形勢下,相信民主價值的港人仍能否保持一絲希望?抑或香港人應盡一切方法離開?

D:你提出了最令人痛苦和心碎的問題,於我而言非常難答。大腦告訴我形勢只會一步步不斷變壞,北京已有全面控制香港的計劃,它有能力和決心去實行;港人擁有的公民自由,直至最近,雖然距離真正自由仍很遠,但無可否定地非常珍貴,不應未掙扎過就投降。但我又算甚麼?怎能安坐在加州的家,去叫香港人「stay and fight」?

不過我的腦袋和心都同意:全球的民主國家,無論英國、加拿大、澳洲、台灣等,都應向非與政權同謀、想離開的香港人提供庇護,無論是五千人、五萬人、抑或五百萬人。決定權在港人手上。任何想離開後在遠方進行民主抗爭的人,都應獲全球民主派精神上和物質上的支持。這並非僅僅是香港人的抗爭。於世界的自由而言,香港是煤礦裏的金絲雀(canary in the coal mine,意指警號)。

R:不應由我來建議香港人怎辦—根據各自獨特的情況和目光,他們自會決定。但現實是,幾乎所有著名的民主派領袖,都已入獄、或面臨審判、或已流亡。任何人如果想繼續為自由和人權發聲,似乎只剩兩個選擇:冒着坐牢的風險留低,或離開。第三個選擇就是停止政治活動,保持沉默。當然在香港可能還有其他具創意的方式去表達異議,但仍會伴隨着一定的風險。

除了港人的勇氣和某些傳媒作為自由的最後堡壘,這裏幾乎透不出一絲希望。但並不代表我們要失去所有希望。在短、中期的確很難預視一個正面的未來。但堅守在港和流亡中的港人憑着堅定、耐性、創造力和勇氣,加上國際的支持,我們不應放棄抗爭。

結合堅持、創意、勇氣以及無法預料的形勢改變,其他國家的運動亦曾因此出現意料之外的突破。無人能預言到南非的種族隔離會完結、蘇聯會解體、東帝汶會獨立,甚或緬甸會在過去十年出現半民主狀態。歷史告訴我們兩件事:獨裁者並非永恒;自由和民主很脆弱,在世界各地都要好好保護和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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