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8未經批准集結案 法官裁定當日屬遊行非疏散 違憲挑戰亦失敗

更新時間 (HKT): 2021.04.01 13:52

前年反修例運動期間,民陣發起8月18日維園「流水式集會」。李柱銘與黎智英等9名泛民主派人士被控當日組織及參與未經批准遊行,其中7人不認罪。區域法院法官胡雅文今早裁定7名被告兩罪成立。法官在長達89頁的判詞中稱,考慮證據及陳詞後,肯定眾被告是未經批准集結,當日有大批人聚集並手持橫額,顯示有共同目的,亦屬公安條例下的公眾集會,肯定不是必要的疏散計劃。

法官指出,沒有證據證明當日3時前群眾有即時危險及不可用港鐵站出口疏散。當日陳皓桓忽略警員指示,是因為他已預先計劃3時開始遊行,無視計劃已被警方禁止。

沒有一句口號與疏散有關 被告亦未離開隊頭橫額範圍

法官又指,逾千人跟隨領頭人士遊行,叫出的口號沒有一個字是關於向港鐵站安全疏散,這與辯方所謂「流水式疏散」到港鐵站的說法有矛盾。

即使被告們並不是站在一起,但他們途中多次叫口號,指遊行毋須警方批准,卻沒有任何一個被告離開橫額範圍。他們亦聲稱遊行終點在橫額放下的遮打花園,顯示這並不是一個疏散計劃,而是有起點及終點的遊行。

叫喊「be water」似打氣多於解釋 疏散之說只為規避法律

而梁國雄叫喊「be water」,並稱會與大家行到尾,法官認為似打氣口號多於解釋疏散計劃。假如被告們認為他們只是協助疏散以避免人潮聚集,難以相信他們需要如此大的橫額以及如此手持。而途中他們曾摺疊橫額以通過人群,又有禮地要求他人清空位置讓他們遊行。如果說安全真屬首要,以及疏散是目標,顯然不符邏輯及不可信。

法官多次重申,被告們美其名為「疏散群眾」,其實是計劃了的未經批准的遊行,又指「疏散群眾」是用於違抗法律及規避禁止的講法。

官指其中三人是受過法律訓練及富經驗律師 應對公安條例非常熟悉

被告們帶領遊行有象徵性,路線與向警方提議的遊行路線一樣,不是巧合。而警方亦開過記招,講明遊行申請被拒,更明言任何人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或會犯法。

法官稱,所有被告均與泛民組織有關,不少是有名的立法會議員,其中三人更是受過法律訓練及有經驗的律師,毫無疑問對公安條例非常熟悉,民陣與泛民組織的有聯繫亦眾所周知。

組織單位故意邀請有影響力泛民人士帶領遊行以違禁

法官認為, 組織單位因為有影響力的泛民人士的身份及立場,而邀請他們帶領遊行以違抗禁,這明顯是故意行事;而所有被告都知道警方已禁止遊行,但民陣仍繼續實行。

法官引用案例指解釋「組織」的意思,並指如被告們沒有拉橫額帶隊,則遊行根本幾乎不可能成型,明顯被告們是帶領遊行的方向。事實上,他們並非全部人都有講話及指示方向,但不能排除他們是組織者。他們一起行動,罪責亦是一樣。

另外,雖然吳靄儀沒有在維園17號閘一同步出,而是數分鐘後才加入,但法官認為她只是起步前去了拍照而已。

辯方稱黎智英沒安排遊行路線僅跟隨 官指沒證據說明在場原因

法官又逐一回應辯方幾項辯解。

辯方指被告沒參與申請不反對通知書,沒有被列為集會主辦者,故不能被視為組織者。但法官並不同意,並指部份被告沒有叫口號或發言去鼓舞參與者,不代表他們純粹是聽從民陣指示而非組織者一份子。

辯方又辯稱黎智英只是應邀在疏散隊伍帶頭,沒有安排遊行路線;而從影片可見有糾察拉起黑色帶圍著各被告橫額,反映糾察指示路線,黎只是跟隨。但法官指,沒有證據說明黎或任何被告在場的原因,也沒有直接證據顯示被告聽到甚麼、知道和相信甚麼、或者行為有何意圖。

官確認警方撤走近百警員為避免衝突

辯方審訊時強調,警方沒有負責任地確保公眾安全和秩序,沒有調配警力協助集會,當主辦單位不跟從指示,而被告打開橫額開始遊行時,警方也無任何行動或警告,而警方實際上預計會有人遊行。此外,警方的行動指令反映警方預計集會有人滿為患的危機,警方知道卻仍選擇任由民陣用「流水式集會」應對危險。辯方質疑警方證人不可信。

惟法官接納警方證供,信納警方為了避免警民衝突,故選擇減低現場警力和不作警告;畢竟集會主題是抗議警暴,警方做法適合當天情況。法官亦信納由於群眾情況漸趨高漲,故警方撤走維園外近百警員,而這印證對於衝突的憂慮切合實際需要。

就算警方疏忽職守背棄保護法治角色 也不會令遊行變成疏散

法官指,就算警方的確如辯方所言疏忽職守,背棄保護法治的角色,處理手法犯下連串錯誤,也不會令案中遊行變成疏散行動。

法官不接受辯方所指,警方沒有作為等同容忍、批准或默許涉案遊行,或是「隻眼開隻眼閉」;相反警方是經考慮後決定盡量減低衝突風險,旨在保障公共秩序、公眾安全和他人權利與自由。法官確信涉案遊行是有計劃地仿照被禁止的遊行,明目張膽違法。

辯方也強調,當日倘若雨勢大,維園可能發生人踩人,有嚴重受傷風險,而警方卻沒有盡責協助群眾疏散,因此被告才合理適度地違反法律,出於必要而組織有秩序疏散。法官則指,「必要、被迫」的辯解並不常見,通常只在極端案件中才提出,惟本案沒有證據證明有迫切的死傷危機,未能確立「必要」辯解。

官指「歪風」延續至2019年

辯方挑戰罪行條例侵犯和平集會權利,亦質疑警方事後拘控被告構成違憲執法。法官一概駁回。

判詞開始分析時,法官先說明集會權利不是絕對,可依法受限制,市民須尊重法律,合法地行使集會權利。法官引述黃之鋒等人的公民廣場案,上訴庭副庭長楊振權評論當年香港吹起違法達義「歪風」的語句,法官指「歪風」看來延續至2019年,並自同年6月起加劇,香港連月經歷嚴重動盪、暴力和破壞。

終院已裁定遊行集會須通知警方制度合憲 辯方不能再挑戰

法官認同控方立場,終審法院在2005年的「梁國雄案」,已全面裁定遊行集會須通知警方的制度合憲,對法庭有約束力,辯方不能再挑戰「未經批准集結罪」違憲。

律政司早前一度為本案委聘英國御用大狀David Perry,當時高院首席法官潘兆初認為本案的全面爭議,比2005年梁國雄案議題更廣泛,批准委聘。惟法官今指出,潘官當時獲告知的多項法律爭議,辯方最終在審訊時只提出了其中一個。

被告有計劃違反警方決定 如無刑事懲處會令法律形同虛設

辯方強調本案的示威結果和平進行,法官則指終院案例同樣是牽涉和平示威;如要更仔細分析,本案的遊行並非沒有須懲處的行為,有公共安全的顧慮,例如發生暴力和嚴重交通阻塞。法官續說,本案被告有計劃、有意圖地違反警方反對遊行的決定,難言施加刑事懲處是不合理,否則會令法律如同虛設。

判詞直言,不能說因為沒有發生暴力,所以拘控未經批准遊行人士就是侵犯權利,此說將法律變成毫無意義,毫無威力。法官不同意辯方所說,事先通知警方的作用只在於令警方可部署協助遊行,法官指這只是目的之一,另一目的是維護公共安全。

法官不認為5年監禁罰則過重

法官也不認為5年監禁罰則過重,謂最高刑罰不是強制施加,而是留給最惡劣案件。法庭可靈活判刑,通常只會判處罰款,已恰當地平衡保障個人權利和社會利益。此外,立法會2000年已討論過刑罰問題,最終大比數通過維持法例。

法官參閱2000年至今的遊行集會數字,包括獲批和被禁數量,表示不同意辯方形容罰則有「寒蟬效應」,即使在2019年仍有884個合法遊行或集會。

警當天沒有執法 沒有行為可遭挑戰

至於執法層面的違憲挑戰,具體是指拘捕和檢控被告乃過度干擾集會權利。法官卻認為案例所說的違憲執法方式,明顯只限於活動當天警方限制集會自由的實質舉措,但8.18當日警方沒有執法,沒有限制被告行使權利,因此沒有行為可遭挑戰。

判詞續指,上述的所謂違憲執法方式,不適用於事後拘捕,因事後拘捕不構成限制基本權利,毋須滿足「合乎比例」的要求。既然法例本身合憲,就不能以違憲挑戰形式質疑拘捕決定。若要質疑拘捕是否適當、必要或合法,可在刑事審訊過程中處理,但不能提出違憲挑戰。

檢控起訴方面,法官指出《基本法》規定律政司的檢控決定不受干涉,案例說明只有在極少數情況下,當律政司行事超越憲制權限,包括跟政治指示、惡意或過度僵化地行事,法庭才會在司法覆核訴訟中干涉檢控決定。至於刑事法庭,其職責是按證據審判,除非檢控構成濫用程序,否則不會考慮檢控決定是否合法。

【案件編號:DCCC536/20】

-----------------------------

蘋果初心不變!26周年「撐蘋果Tee」預售:

你的優惠訂購海外訂購按此

-----------------------------

支持蘋果深度報道,深入社區,踢爆權貴,即Like蘋果專題及調查組FB專頁

一格照片,一個故事,Follow蘋果Instagram!
BannerBann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