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殺氣騰騰(李怡)

更新時間 (HKT): 2021.04.26 02:00

坐在深圳的離境大堂上,前一天的景象歷歷在目。

我通常會先到公安局報戶口,然後走回家。那時深圳地小人少,鎮上只有一條大街和一些小巷。我家住的小巷叫鴨仔街。在公安局被要求回原籍報戶口後,我忐忑不安地走回家。路上見有幾個十歲左右的孩子,舉着一根上面掛着衣服和帽子的竹竿,哼着進行曲,見到我就嚷:「香港客,倒屎塔,倒完一塔又一塔。」

離遠見到小女兒和幾個同學,我喊「小培」,她回頭看看我,卻沒有迎來,反而箭似的奔跑回家。她不想在同學前顯示有一個「香港客」爸爸。

1970年是文革的中期,激烈的紅衞兵運動已經過去,香港的左派暴動也平靜下來。1969年中共九大後政局表面和緩。但實際上毛澤東與林彪的權力鬥爭,也在九大確定林彪為接班人後立即展開。文革派和周恩來的官僚系統鬥爭,兩派都爭着推出「極左」政策來爭取毛和各地革命派的支持。1970年初,中共中央發出經周恩來主持起草的《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這就是牽連全中國,在各地製造了大量冤假錯案的「一打三反」運動。打擊反革命是「一打」,「三反」是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鋪張浪費」。重點是「一打」。文件提出要殺一批人,要「在短期內殺人夠多,產生震懾效果」。一些老「右派」、已成賤民的地主富農,再拿出來槍斃。香港回鄉探親者,面臨殺氣騰騰的社會環境。

妻子梁麗儀,出身於紅色家庭,父親是在香港曾經參加過1929年省港大罷工的中共地下黨員,哥哥是香港海員工會的地下黨員幹部。麗儀中學畢業到廣州升讀大學時,一直受到中共黨組織的特殊照料,她很快參加了共青團。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她都沒有受到衝擊,被黨組織認為是一個跟黨走的好學生、好教師。

1966年文革狂潮掀起,麗儀是不參加造反運動的「逍遙派」。她有被大字報攻擊,但沒有被揪鬥。中共黨組織對每一個幹部都設有秘密檔案。她的檔案中,大概有一個香港紅色家庭的背景護持,這對無知的造反派帶有不敢輕易觸動的神秘感。但是,當文革的極左思潮發展到中國之外包括香港全是敵人的地步,她的背景也保她不住了。

1970年3月21日星期六這一天,我走進家門,麗儀在等我,第一句話就是:「我今晚不能留在家。」「為甚麼?」「要對我隔離審查。」「為甚麼?」「因為你。」「我怎麼了?」「有文件下來,說香港回來的人有70%是特務。今天剛槍斃了一個。」我想起那些小孩的竹竿和衣帽大概就是被槍斃者的。她接着說:「你明天一早就走吧。」「那你要審查多久?」「我怎麼知道?」「那我甚麼時候回來?我們甚麼時候見面?」她無語。九歲的大女兒一直在我們身邊,看着我們講話。麗儀說:「她要跟着我去學校住。」

門外雜沓人聲,一個女聲高叫:「梁老師,李主任叫你現在回學校。」麗儀:「我知道了,等我收拾一下。」「快點!」他們來押她走。

來不及道別,拿了衣物被鋪,牽着大女兒就往門外走。小女兒從保母身邊走過來坐在我膝上。

我被恐怖感籠罩,躺在床上眼睜睜地想着不可知的未來,朦朦朧朧一會兒,小女兒到床邊把我叫醒。她抱着我好久,彷彿隱隱覺得會有滿長時間見不到爸爸了。

在深圳離境大堂上,我認識的那邊防人員來到我身前,說,「你可以走,不過下次回來要照公安局的規定做。」我如釋重負,幾乎半跑地回到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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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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