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聞專題:最低工資實施10年 調整遲緩落後通脹 
$37.5買起基層工人尊嚴

更新時間 (HKT): 2021.04.28 02:00
■患有椎間盤突出的清潔工麗姐,現時賺取等同法定最低工資的時薪37.5元,平日只能盡量慳儉。

【打工仔悲歌 二之一】在37.5元連一個茶餐廳午餐都未必買到的時代,有21,200人正付出汗水與勞力,賺取法定最低工資每小時37.5元,當中有清潔工、洗碗工,也有保安員。原本苦候兩年一次的最低工資加薪,今年2月遭政府以經濟衰退為由,首次凍結。回顧最低工資政策,自2011年起實施至今十年,由28元每兩年分四次逐漸調升至37.5元,受惠人口由26萬人銳減至21,200人,是否代表香港勞工待遇大有改善?記者訪問了多位賺取最低工資的工友、僱主,以及推動政策者,探討這項政策成效。

記者:張雅婷 陳詠恩

根據政府統計處數據顯示,去年5月至6月,全港21,200名領取最低工資的工人中,超過一半從事物業管理、保安及清潔服務行業。記者所接觸到賺取最低工資的工友之中,大部份是60多歲、議價能力較低的年老工友,各有原因難以另覓高就。

不願上鏡的清潔工麗姐(化名)是其中之一,今年64歲,女兒去年失業,她頓成家中經濟支柱。她當清潔工已18年,長期搬動沉重的垃圾,腰骨勞損,患上椎間盤突出。

政策成不加薪藉口

八年前,她在房屋署出售公屋工作,負責清潔公園、屋邨地下垃圾,「垃圾一舉起,啲垃圾水就流落嚟,連格肋底都有水!」有時還要清潔路邊的痰沫、狗屎、人糞,更遑論疫情開始後,口罩、外賣垃圾數量大增。

站在防疫前線,麗姐卻經常受到不禮貌對待,有些人刻意在她面前把垃圾扔在地上,當她勸喻對方時,反被侮辱:「X你老母,唔使你做呀,我哋畀錢你㗎喎!」又罵她「垃圾婆」,以前更經常有人經過她身邊總會掩口而過,她看見就勞氣:「唔係你哋亂扔晒出嚟,我咪唔使嚟清潔囉」。

麗姐自覺工作從來都沒得到尊重,微薄的薪酬亦反映了這點。她受聘的清潔公司,由出售公屋的業主立案法團僱用,每日開工九小時,中間有一小時的無薪午休,賺取時薪37.5元,日薪300元,若工作26日,月薪7,800元,不設有薪假,放假便沒有人工。「300蚊日邊夠食,我返足31日㗎,休息就冇錢」。

麗姐說自己以往每次加人工,都是因為政府上調最低工資。對比附近房署公屋,由房署聘請外判清潔工,薪金卻是12,000多元,足足比麗姐人工多4,000多元,且享有四日有薪假。問麗姐為何不轉去該較高薪的公屋任職,她擔心自己離職會沒有人接替其工作。另一考慮因素是,因為她知道該屋邨的外判清潔工需要每日定時打卡四次,時間運用不及現在自由,所以不想轉工。

記者還發現,有工友實際時薪比最低工資低,64歲的印刷技工佳哥在一家印刷廠工作逾30年,負責「埋機」印刷收據發票、信封等印刷品,五天工作制,但說好的朝九晚六幾乎從未出現,老闆經常以趕工、送貨為由,要求他加班至晚上8、9時,日做12小時,但不設加班補水。佳哥說多年來薪金不升反跌,雖然合約薪金是8,000元,但實際收入只有7,300元,「就算佢扣埋強積金(供款),都係0.05%啫,唔會得咁少,我都唔知佢(老闆)點計」,「我根本仲低過最低工資,出面師傅埋機印刷點止呢個數呀,正常都萬幾蚊啦」。

他認為有了最低工資,反而令老闆有不加薪的理由,「因為佢畀咗最低工資你就唔犯法,對我哋呢啲技術工人唔好,例如廚師、倒垃圾都係咁多錢,根本唔公平,應該根據能力、技術同行業要求嚟定價。𠵱家生活指數高,最低工資都要升,下下壓到最低,點安定社會?如果唔係點會咁多社會矛盾、怒氣,想食都冇得食呀」。但本地印刷業衰落,他奈何工作選擇不多,慨嘆自己年紀大,難找工作,即使被公司剝削也啞忍,「都(距離退休)剩返一年,如果𠵱家搞咁多嘢俾佢炒咗咪仲唔抵……我本身有三高,保安都唔請我啦,佢都驚你巡巡下樓暈低咗點算」。

香港物業管理及保安職工總會副主席余美雲記得,2011年最低工資實施時,她在房署屋邨商場任夜更保安,工資由4,000多元一下子加至6,000多元,「從未試過加咁多,梗係開心,記得03年沙士,喺天星碼頭做清潔嘅伯伯係七蚊一個鐘,喺麥當勞係10蚊一個鐘咋!」但往後公司只跟最低工資加薪,她說,除了如恒基兆業等地產集團擁有自己的保安管理公司,會每年調整薪金,八成保安公司都只是跟最低工資加人工,「點解保安業咁着緊最低工資每兩年加一次,其實我哋平時完全冇人工加,係每兩年最低工資加,我哋先會有調整工資機會,而且今年冇得加,將我哋生活水平降低」。

建制派議員懶理

美雲亦即將65歲,但她依然當夜更替工,通宵開工12小時,因為保安業是以工時計薪,8小時工作,根本入不敷支,「做12小時嘅辛苦係難以形容,我哋起碼要提早15至20分鐘返到公司,交通來回都兩小時……70年代,我返工廠,政府成日提倡8小時工作、8小時休息、8小時學習,嗰時好多夜校,𠵱家根本冇時間進修,都係社會形成,我覺得係倒退!𠵱家淨係瞓覺返工,邊有時間照顧屋企」。

當年有份推動最低工資立法的油麻地南區議員胡穗珊,亦是工黨前主席及職工盟組織幹事,她見證最低工資由無到有,最初的確令薪金大幅度提升,但認為現時最低工資兩年才調整一次,跟不上通脹,覆蓋率甚低,賺取最低工資的大多是派傳單、外賣、單幢樓「12碼」(一更12小時)保安、清潔工等議價能力最低的工人,「反映咗政府冇決心保障勞工,佢透過凍結、滯後,將最低工資變相廢法,個水平根本不足以應付生活基本需要。最低工資機制係好,但如果永遠停留不足以應付生活需要水平,咪變相廢法」。

環顧民主派關心勞工議題的人物,不少都因政治檢控身陷囹圄,胡穗珊說,推動提升最低工資等議題更難,「支持基層權益都係民主派,𠵱家游說對象係消失咗,入晒獄,建制派會話『明呀』,但唔做,講完冇follow up。政府冇咗議會壓力,將來直接同官員對話,或者畀到壓力官員嘅場合,會隨住議會路線衰弱而更加少」。

資料顯示,最低工資受惠勞工由2011年26萬,大幅跌至20,000餘人,佔總體僱員人數百分比由6.4%大跌至0.7%。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曾發表分析報告,引述意見認為,比例大跌或許反映法定最低工資的升幅過於溫和,未能趕上近年勞工市場緊張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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