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動盪時代 (李怡)

更新時間 (HKT): 2021.05.03 02:00

在麗儀被審查的一個多月前,1970年2月1日,我在香港左派出版界領導人的認可下,創刊了《七十年代》月刊。封面標舉着「本刊宗旨:認識世界,研究社會,了解人生」。我在發刊詞的開頭寫下這幾段:

「時代的列車在軋軋地前進,跨過動盪的六十年代,踏入人類歷史新的十年。」

「越來越多的事實表明: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青年,不可能再有『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的『十年窗下』的生活,甚至也不可能再有在樹蔭下讀消閒小說的生活了。我們處在一個急劇變化的世界,一個複雜矛盾的社會,我們幾乎每一天都不可避免地面臨抉擇:走怎麼樣的道路?做怎麼樣的人?跟隨哪一種趨勢?」

「當然,假定我們跟從的是一種正確的趨勢,那麼盲從亦可能是正確的。但這太危險。我們完全可以從歷史的發展規律中,理智而清醒地認識世界,完全可以從實際的工作生活中,深入而細緻地研究社會。然後,我們可以從對於各種人生態度的分析批判當中,決定自己所應走的道路。……」

這段文字,除了講「歷史的發展規律」是仍然擺脫不了馬克思主義教條之外,大致上都基於對當時政治現實的思考。尤其是針對吃了左傾迷魂藥的人士,他們認為「緊跟」毛澤東思想是毋須懷疑的,而我提出了「盲從」「太危險」的觀念。它是我當時對極左思潮反省的開始。這種想法也指導了我其後的編輯路向。但很明顯,左派領導人和圈子中沒有人看出這個「發刊詞」有甚麼問題。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左傾思潮在中國和世界都風起雲湧,《七十年代》月刊正是在這樣的情勢下創辦的。文革在中國和香港左派圈中,橫掃了中外傳統文化,所有人類的文化積累都被指為「封資修」(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而文革的文藝產品太少,幾部樣板戲和一兩部小說,情節和人物的塑造太不近人情,因而中國和香港左派都陷入無戲看無書看的文化飢渴狀態。香港左派書店,只出售毛澤東著作和馬克思列寧的著作,其他反映人類文化傳承的中外圖書都收起來了。我的左派寫作朋友圈,包括《大公報》《文匯報》的編輯人才,受報紙立場的僵硬左傾思想限制,大都感到英雄無用武之地。我們這本不受中共嚴密監管、避談中國形勢的左派雜誌,對於那些知識豐厚、有文化底蘊的左派才子,有較大發揮空間,也使香港和新馬的左派讀者,有耳目一新之感。因此一出版銷量就超過我們預期,需要加印。市場地位迅即確立。

在文革前,香港左派的文化事業已經開始蓬勃,左派報紙越來越趨近香港社會市民的口味,一些左派背景卻以港聞、副刊和狗馬經吸引讀者的中性報紙暢銷一時,左派電影與右派電影在市場上旗鼓相當,左派出版社以多種面貌搶佔市場。但這一切,都因文革,特別是1967年左派暴動,而自動暴露極左面目,多年經營的形象毀於一旦。左派書店、影院、國貨公司櫥窗,掛滿了趕客的反英抗暴標語。右派的文化產品就蓬勃起來。《明報》《明報月刊》在報道和評析中國文革方面,引領潮流。

與此同時,西方卻因為美國民權運動、反越戰,歐洲反建制的學生運動,掀起了左傾思潮,左派、激進派、親中反蘇的毛澤東派,在西方盛極一時。

中國、香港和國際的思潮,極為複雜!我是在那樣的形勢下,看準時機,讓《七十年代》應運而生。但想不到雜誌剛面世,我自己卻陷入一個危險境地,受到很大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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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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