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生政策是如何出籠的(鄧聿文)

更新時間 (HKT): 2021.05.13 02:00

大陸5月11日發佈了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錄得60年來最低人口出生率,說明計劃生育政策的失敗。儘管許多人對計劃生育深惡痛絕,但作為一項實行長達40餘年的公共政策,它是如何出台並對每個人的利益造成切實影響的,恐怕知道的人不多。

我曾結識過一些人口學者和官員,陳劍先生是其中一位。陳先生如今是中國知名的改革理論家,他是改革開放後培養的第一代人口學研究生,畢業後做過十年計生委官員。前些年他出了一本書《中國生育革命紀實》,要我寫個書評,因此我有幸閱讀了該書。說是有幸,因為書中披露了計生政策的內幕,並批評了它造成的後果,書出版不久即被要求下架,現在市場買不到該書。

罔顧專業的「拍腦袋」決策

談起計劃生育,不能不提1980年中共中央那封「致全體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的公開信。現今一般把公開信的發表,看作中國計生政策轉向的標誌。但其實在上世紀70年代,中國就在實行一個名為「晚稀少」的生育政策。按陳先生書中說法,這個政策的推行「和風細雨」,不是靠強迫命令,而是靠說理和服務,在人們自願的基礎上進行,取得了不錯的效果。可生育政策在1978年來了一個大轉彎,從原來的「一個不少、兩個正好、三個多了」變成有史以來最嚴厲的一孩政策。

這個轉變的發生,從時代背景看,有當時工作重心轉移的原因,也有高度集中體制,領導人一言九鼎的緣故,同時還與全社會對人口規律缺乏深刻認識有關。時任國務院分管領導為順應鄧小平的發展思路,使人口增長和發展目標相適應,根據鄧的意願和判斷,在原本「晚稀少」的基礎上,憑想像和「拍腦袋」而作出。

當然它更深刻的原因,是要解決中共當時面臨迫在眉睫的合法性危機。因為一個革命黨在耗盡革命的合法性資源後,如果不能在其他方面,主要是經濟和民生方面盡快彌補和提供新的合法性,就會遭遇合法性危機,而這正是中共在文革之後面臨的現實。而當時的認識是,要迅速地提高民眾的生活水平,在大力發展經濟的同時,必須抑制人口增長,將過多的人口降下來。但在70年代末,中國人口相對處於一個生育高峯。

然而,一項公共政策必須得到民眾的理解和支持,才能順利推進,否則就只能依靠強制和暴力。一胎政策由於違背了多數人的意願,注定它必然走暴力路線。計生推行過程中所採的激烈手段,和對人權的破壞,不亞於革命對人權的破壞。那真正是一場人道災難。而這點很大程度上是由計生主管部門造成的。計生委的自私、毫無起碼的人權意識,製造了一起又一起家庭悲劇。

計生委本因計劃生育成立,可這一機構在成立後就異化成計生政策最頑固的捍衞者,其頑固程度甚至到了對政府指令陽奉陰違的程度。在整個計生委存續期間,有兩個階段,即陳慕華和錢信忠時期,尤其讓人感到恐怖。陳慕華1979至82年兼任計生委主任,她是一孩政策的始作俑者,在其主掌計生委期間,中國從「晚稀少」政策激烈過渡到一孩政策。而陳在作出這一決策時,既沒有公共政策常見的專家論證,更未徵詢政策對象哪怕絲毫意見,只為了迎合上意就拍板決定,整個過程非常草率粗糙,貫穿其中的是權力意志。

陳之後是錢信忠,他只幹了一年七個月,然而正是在這段時間,錢更走極端,採取強制結紮這種野蠻方式,在全國搞「大結紮」,前後結紮了上千萬例,無所不用其極,激起農民的大面積反抗。

陳先生的書讓我們看到,本來一個出發點良善的公共政策到最後變成千夫所指,根源就在於,它沒有紮實的調研,只簡單地迎合上意,且沒有絲毫的人道關懷。而類似計劃生育的公共政策,在現今的中國不是更少,而是更多了。

鄧聿文

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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