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香港民主運動拾遺(練乙錚)

更新時間 (HKT): 2021.05.15 02:00

對無數歷史上的抗爭者而言,中國是一座五指山,失敗的給壓得粉身碎骨,「成功」的自以為跳出了逾越了,到頭來發覺還沒有。此無例外,所以歷史不斷輪迴。同盟會搞的民主革命沒多久就夭折,然後輪到共產黨做反帝反封建的夢。1945年,民盟始創人之一的黃培炎在延安問毛澤東:共產黨能不能跳出歷史上「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語出《左傳》)的歷史周期率。毛回答說:行,我們有的是民主。這個玩笑鬧很大,毛自己也好像相信了,於是有反右、大躍進、文革,越搞越糟糕。後來鄧小平韜晦了一下,趙紫陽就說這回「大徹大悟」,但不過是三十年之後由那個當今聖上撥亂反正。

原因很簡單:中國的抗爭者,從來都不曾成功改變自己、改變國民性,魯迅筆下的阿Q孔乙己一直繁衍,以致活在那五千年政治文化裏的,多的是一維生物,連二度空間也進不了。

「民主回歸」逆理解

中國如此,香港何堪?最近有朋友這樣說。三十年一事無成,在地的偃旗息鼓,海外的分崩離散。但事實不是如此,反而是,短短的一代人裏,香港的運動徹底改變了自身,改變了無數香港人,更透過自身特別是2019年的苦難與付出,改變了幾乎整個世界對中國的看法。此中當有機緣巧合,而且運動中人在過程裏大概也沒很自覺地以那些改變為目的。但是,其他不說,這些日子裏你只要和一些過來的年輕人接觸一下,就會明白黑格爾那句話的深意:智慧之神的鷂鷹只在日暮之後展翅。我們是現在才明白,從歷史角度看,運動實現了的那些轉變,意義遠遠超過哪年哪月爭取到了沒有那迷惑人心的本本裏擺放着的鳥籠雙普選。目的殊非至要,運動就是一切,因為常有意想不到的更重大收益。

47人庭審,大家看着幾乎都不能自已,以致不少人沒領略到那暗含着的大義:可敬的一代與可畏的一代,在判詞下、監獄裏交棒,完成了一個變異的承傳。那是香港民主運動史上最具象徵最莊嚴的一刻,伴奏是雄渾低沉的《孟子·告子篇》。政權把牢獄變成了革命者的木人巷。

本文把三十年來發生的若干大事作一屬於香港人自己的、新老世代之間的融通性解讀;不是一篇流水賬,而是大致按事件發生的時序隨意選題。

1984年的英國政府不是完全看不清中國的意圖,所以簽訂《聯合聲明》的同時,着手催生香港民主運動,以期在1997年退出香港之後,由運動創造內部民意壓力和國際輿論,迫使中國嚴格遵守《基本法》及有關承諾。當時香港人的基本立場,可用「回歸換民主」這個說法概括,即是說:若要我們支持香港主權回歸中國,北京就得給我們民主。可見,便是在那個時候,香港人也認為接受香港主權回歸是有道義條件的。若中國要項違約阻撓民主,香港人就沒有義務支持香港主權歸中國,前途自決和獨立等,便自然都可以成為合理訴求。

總體的歷史性誤會

中國無意民主,所以才會擔心香港人要求前途自決和獨立,因此早在1972年取得聯合國席位之後,便馬上把香港從該機構的殖民地清單上移除,企圖封死香港人的自決獨立路。多年後,當中國重新定義《基本法》、打壓香港最嚴厲、給民主派人士罪名和懲罰最重的時候,果然出現了依足「民主回歸」的邏輯逆反命題 「沒民主、不回歸」而發生的香港分離主義、獨立運動。一個命題及其逆反命題在邏輯上是等價的一對,你接受一個就同時得接受另一個,中國卻是要大小通吃。

可以說,一個真正接受「民主回歸」的香港人甚麽時候看透北京不會給民主,這個人就在甚麽時候從統派變成獨派,從强調那原本命題跳到那等價的逆反命題;故新老世代在香港主權問題上沒有基本矛盾,反而是一脈承傳的,即我上面說的「變異的承傳」。從2014年北京發表8.31決議到2020年6.30《國安法》實施的這段時間裏,老世代中人都陸續看透北京的終極立場是:民主沒你想的。這就是為甚麽今天大家無論在哪裏,碰到那個年紀的民主人,或是公開或是私下,或是自覺或是不覺,都變成了獨派,「中國認同」已經離他們很遠很遠,以致最近我向一位一向和理非非的老朋友提起,他的回應竟是:「屌。」

中國表面上給香港「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的過渡安排,背後是以2047年中港之間無縫接軌為大前提的,所以那「不變」承諾,不過是毛式陽謀,你信是你笨。

特區政府成立頭十年裏最大改變,是在第六年開始的時候推出「主要官員問責制」。推銷方案的時候,特府把它和西方政府總統、首相委任內閣官員劃等號。那完全是胡說八道,因為西方的領導人是民主選舉產生的,香港特區的行政長官卻是中國共產黨挑選委任的,再由後者委任的官員就更沒有認受性可言,問責只是向中央問責。之前以英式公務員精英為政策制定者,獲委重任的人起碼還有清楚不過的往績可尋,絕對不能胡來;因此,2002年的做法是一種專制倒退。可是,當年的民主運動幾乎沒有提出反對意見並設法阻止,因為沒看出那個所謂的「問責制」其實是2047前接軌工程的第一步,反而以為中國會愛惜香港這隻金蛋鵝,五十年之後會把一國兩制延長。然而,那只是香港人的一個歷史性誤會的一小部份。

誤會源於1997年前後的香港民主運動人環顧四周,見香港是一個高度開放的社會,有英式法治、美式市場、世界級金融中心、中西合璧的生活文化、廉潔高效而政治上嚴守中立的公務員和警隊,美中不足的大概就是還未達至選舉民主,但因為有《基本法》認定了的雙普選目的,遂以為那時的香港距離完美社會只是一步之遙。因此,早期的運動與政權之間的關係相當和洽,甚至比今天一些西方國家執政黨和在野黨之間的關係還要好;大家記得97之後不久,有那麽一次「雙華論道」──董建華邀請司徒華到他的辦公室談政治,儘管談不攏也沒有一拍兩散。多年後,因為民主訴求無寸進,部份敢於觸碰底綫的人於是提出公民抗命,但也還是基於先前的認知:香港基本上是一個公義社會,接近完美,而公民抗命是這種社會裏的抗爭運動的極限。

John Rawls的有關理論充分說明這點:一般的公義社會並不能保證所有法律都是公義的,因此在一般的情況底下,人們只能一面遵守那些偶有的不義法律,一面用合法的手段爭取改變之;在極少數的情況底下──當個別法律嚴重不義卻長期存在一般人的良知盲點裏,改革者用盡一切合法手段都未能剔除的時候,方可利用有限度的、針對性的、和平但違法的手段試圖達至公義,同時甘願接受因違法而引致的懲罰。這是當時的運動中人心懷對接近完美的開放社會的敬畏而能夠達到的抗爭道義極限。然而,2014年到2019年期間由年輕人主導的幾次運動,突破了這個極限。

對舊運動的禪破

新世代憑直覺看透,香港這個社會的確近乎完美,但美好的景象背後,中國正蠢蠢欲動,香港事實上危如累卵,所以他們的取態是,抗爭無底綫,不可有絲毫猶疑與保留,見佛殺佛。事非經過難互諒,所以有幾年,兩世代之間成見甚深,互指對方賣港,至反送中運動方休。

因此,1997年之後的香港民主運動可分作三階段。第一階段是1997至2009,合共12年,期間的運動我稱之為「舊運動」,其一切內涵,都是基於上述歷史性誤會決定的;這階段以2009年的「五區公投」、民主運動分裂,大黨失去對運動的領導地位為終結。第二階段是2009至2019,合共10年。此期間,誤會消失,大家都終於知道中國是甚麽一回事,遂有分離主義思潮的興起和普及,舊運動的「大台」逐漸凋零,演化出無領袖的分散式抗爭,最後在反送中運動達到高潮;這階段生成的運動我稱之為「新運動」。2020年起,是運動的第三階段,起點是港版國安法實施,新運動因一部份抗爭者流亡而分出本土翼和海外翼。此後的運動無論是哪一翼,都必須在非常陌生的環境裏摸索全然不同的抗爭方法;兩翼之間的聯繫,亦會變得越來越危險、困難。

本土翼的抗爭行動,在去年瘟疫流行之後轉為低調;這時候,出現兩種危險傾向。其一是,一些舊運動的團體和領導(包括一些很年輕的)例如民陣,慣性地組織和試圖鼓動如往日一樣的大規模和平遊行和民意表達,以為不如此就表示香港的民主運動步向死亡;過去過於溫和,現在形勢不同了,卻過於激進。另一是,國際媒體報道也普遍因為表面的抗爭逐步沉寂,從而結論出政權的鎮壓成功了。這兩種傾向的同一後果是導致一些一直未被政權盯住的抗爭者沉不住氣,做出過勇行為而被政權發覺。

兩翼抗爭各擅勝場

然而,大部份的本土翼抗爭者已敏銳地意識到,今後很長的一段時期裏,抗爭必須徹底變形。因此,去年初,制訂港版國安法的消息一傳出,所有新運動的組織馬上宣佈解散,未暴露的成員進入地下。然而,新運動嚴重缺乏地下抗爭的經驗、技術和心理質素。那是因為舊運動在一段過長的時間裏以為香港是一個開放社會,因此所有抗爭基本上是公開的,保密程度低,完全沒有發展出隱蔽組織和地下工作方法。反而,共產黨因為基本上是個秘密社團,港警部門也有大量密探,它所依賴的黑社會也慣於隱蔽行事。因此,本土翼處於非常不利的主客觀運作條件底下。

不過,便是如此,也有兩個補償因素。一是年前新運動已經不搞大台,改為小圈子運作,進入地下之後,政權更難一網打盡;一是運動參與者來源越來越廣泛。此前,學生、教師、社工、法律界的一些名人,合共構成運動主體。2014年及後的運動參與者包括了大量各界專業人士,舉凡醫護、金融、IT、文藝、航空運輸等界別都有大量成員參與,甚至公務員本身亦然,導致運動的能力大大提升。這個轉變,意味着本土翼運動儘管處境險惡,與政權博弈的本錢卻增加了。不難想象,豐富如此的各行業人才,便是三五成群甚至單打獨鬥,也可以發展出許多套地下抗爭者合用的軟硬件,足以繼續與政權周旋。

海外翼方面,成員很快意識到,有空間在國際上影響各國政要,向他們介紹中國真面目,敦促他們丟掉幻想,做一些對自己國家有利、也對中國周邊受壓迫民族有利的事。不過,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態度,整體上是由他們自身取向決定的。當西方精英想跟中國多做生意,認為應該用商貿帶動中國開放,則任憑你怎麽游說、怎麽訴說中國暴政,作用也很有限。一旦西方政府發覺中國的威脅嚴重而緊迫,則不待外人多說,他們的抗中行動也越發堅決。香港民主運動海外翼這幾年的游說工作,在關鍵時刻轉化西方觀點上發揮了作用,但一旦這些國家的中國政策穩定下來之後,高層游說的邊際效用就會減弱到近乎零。到那階段,游說主要對象須改為當地一般群眾;要離開首都、離開政圈、離開智庫,到中小城鎮、到中下層、到學校裏,向各國投票人講中國真相,收效一定更大。

從廣東話到香港話

除了國際游說,新運動海外翼明白到還有更重要的工作。港中政權去年起全面加速在香港的學校、媒體、文化和娛樂等機構鏟除香港語言文化和本土認同,目的和中國在藏疆蒙等地實行的文化換血沒有分別。因此,海外香港人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在比較寬鬆的環境裏努力承傳香港文化和自身認同。這一點也不容易;便是在香港的時候,大多數父母並不認為香港文化重要、有特殊價值,他們很多一直以來都鼓勵子女優先學習英語和普通話;一旦移民海外,他們才發覺自己的語言文化是那麽珍貴。能否承傳,一代人的光景便有分曉,非常緊迫。

文化工作除了承傳,還有在承傳過程中的建構;兩者同時發生,同樣重要。而所謂的建構,有內容和性質的認知兩個方面。我以香港人講甚麽話為例作說明。2008年起,特府出籠「普教中」,香港人普遍非常反感,很在意要保存自己的母語,但當時的意識,還不過是一種地方主義,具體來說是在中國範圍內以「南方意識」對抗其「北方意識」、「中土意識」,所以當時指的母語,就是「廣東話」或者頂多是「港式粵語」。南方意識强烈的人,談論這話題時,有兩個特點,其一是很在意講「粵語先係真正漢語、比普通話正統得多」(姑勿論是否真確),其二是批評一般香港人講粵語「咬音唔正、寫法自製」,而以正版廣府官話為圭臬。到了分離主義興起、大中華主義被普遍冷落的時候,這種以粵語向普通話爭正統的想法不繼,被「香港話才是母語」的意識取代。的確,一個自命港獨、香港民族一分子的人,卻說自己的母語是「廣東話」,真是情何以堪。那當然不只是名稱問題。

從社會語言學角度看,香港人日常講的話,不僅跟標準漢語的差異大得完全足夠分家自立而有餘,也完全可以脫離「廣東話」而自成一體。舉例旁徵:瑞典、挪威和丹麥這三個北歐國家,其語言都是獨立的,但三者可「相互理解」(mutually intelligible),即母語是其中一種的人,不額外學習已可輕易和母語是其他兩種之一的人有效溝通。由此可見,一種語言是否可以成為一個獨立的語言,主要是一個政治問題。香港人日常講的話,跟中國北方人講的話絕對不能「相互理解」,廣東省人要明白,也需刻意學習。至於香港人的書面語跟講普通話的人差不多,則完全是因為香港人寫的字不能跟講的話一樣,原因也泰半是政治。故香港話之所以依然被視為一個中國的方言而不是一個獨立的語言,關鍵不過是香港人自己還有沒有語言獨立的認知,以及中國准不准你那樣認為;兩者都是政治問題。若把香港話看作一個獨立的語言,把粵語看作是中國的一個方言,都完全講得通,符合社會語言學的一般學理。這是港語學ABC。

香港話包含的外來語單字、片語甚至短句非常多,尤其是英、美、日的,絕大部份都香港化了。在一些專業人士之間的日常交談裏,外來語成份更偏高;如果計算總的出現頻率,大概比得上日語中的漢字加片假名。在海外港人社群裏,香港話的外來語成份增速會比在香港快。反過來說,在香港本身,會出現對普通話元素滲入的抗拒。有一次,我在我的FB裏用了「公交」(公共交通)一詞,馬上給眾多朋友嚴詞指摘,要我注意那是「强國話」、「你國話」,不是香港話。這個在政治分離意識日漸濃厚之下出現的符號異化和文化切割現象會日益普遍。

另一方面,近幾年,用香港話書寫的嚴肅議論文和優雅文學藝術創作越來越多,明顯帶有取代普通話書面語的功效;十多年前,那樣書寫只能用來插科打諢引人發笑而不登大雅之堂。香港話這三趨勢──外來語成份增加、應用嚴肅化和優雅化──都會在環境因素和政治意識的驅使之下加速。

語言文字一般人認為是用來溝通的,但在特殊的環境之下,語文操作也可用作區隔和屏障。耶魯大學社會人類學家 James C. Scott 的力作《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研究了東南亞多國邊界地區海拔300米以上的高山族。本來的平埔人,他們後來受到漢族和緬甸族不斷伸展的殖民霸權侵略;為免成為異族國家的臣民,他們離開了平原和谷地,成為高山族,故事和在台灣原住民中發生的一摸一樣。這些民族把他們本來有的書面語有意識地遺忘了,因為沒有文字記錄,他們面對漢緬人的步步進逼會安全一些。我估計香港話的發展,尤其在本土部,也會出現功效類似的趨勢。例如,發音會變得和漢語越發不同;效法日本語中的「和製漢字」(例如「辷」)而出現的「港製漢字」會更多出現,自然而然强化中港之間的文化隔膜,阻擋漢化;而所有自覺或不自覺參與這個語文活動的香港人,都自然而然地成為漢奸,那是不用說的。

香港社運人改變了自身,改變了西方的中國觀,還不斷改變自身的語言文化。相比真是了不起。

練乙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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