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淪陷區生活 (李 怡)

更新時間 (HKT): 2021.05.21 02:00

我的童年回憶,真正有點滴印象,是四、五歲從香港到了上海時開始。

1936年在廣州出生後兩個月就來了香港。1937年抗戰爆發。大約在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父親去了桂林參與抗日文化運動。戰時的桂林,文化名人雲集,文藝創作、戲劇活動十分活躍,桂林《大公報》在報道時局和輿論監督方面,更是中國報業的圭臬。我母親就帶着姐姐和我,從香港去了上海。

剛到上海時寄居舅舅家中,生活拮据,我又患了肺病,那時沒有特效藥,我整天躺在沙發上靜養。後來我父親從桂林輾轉到了上海,不知甚麼原因就富有了起來,搬進高級住宅,我也開始上學。父親改名李炎林,改行做生意,做些甚麼我不知道。根據後來的一些記述,當時有許多在淪陷區與國統區(國民黨政府統治區)之間倒賣物資的所謂「路路通」的商人,我猜想父親做的就是這種買賣。有歷史學家認為對「路路通」商人不必作民族主義的深責,因為倒賣物資是戰時敵對統治區相互封鎖下的交流管道。但要「路路通」就顯然要跟兩邊政府官員作利益「溝通」。不知道是否這原因,我們家曾到南京住了一年,後又回上海。

我在哪一年從香港移居上海?父母沒有確切告訴我。大約是1940年汪精衞在南京建立附日的所謂「偽政權」之後。向來的歷史書寫,都將汪精衞指為「大漢奸」、「賣國賊」,汪政權就是「偽政權」。但以我那幾年在上海、南京淪陷區生活的童年記憶,當時的社會秩序堪稱良好,人民經營商業活動受法律保護,經濟算繁榮。黑道、流氓好像都銷聲匿跡。小朋友唱《義勇軍進行曲》這樣的抗日歌曲,都沒有問題。如今回想在中國人統治之下,除了北洋政府時期我沒有經歷過之外,汪政權統治時期應該算是人民最能夠安居樂業的時候了。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中日戰爭全面展開。中國在救亡圖存的社會意識主導下,國共再次合作抗戰。但以當時中國的國力軍力,實難以抵禦日軍之進侵,而歐美等國為應付西戰線的德國納粹,也無暇東顧。因此,有識之士對抗戰的前景都很悲觀。1937年7月14日,著名學者吳苾在日記中錄了他與另一學者陳寅恪的談話:「晚飯後,與陳寅恪散步。寅恪謂中國之人,下愚而上詐。此次事變,華北與中央皆無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國,屈服乃上策。保全華南,悉心備戰;將來或可逐漸恢復,至少中國尚可偏安苟存。一戰則全域覆沒,而中國永亡矣云云。寅恪之意,蓋以勝敗繫於科學與器械軍力,而民氣士氣所補實微。況中國之人心士氣亦虛驕怯懦而極不可恃耶。」

中國古典詩詞學者葉嘉瑩在她關於汪精衞詩詞的談話中說,七七事變後,她在淪陷區念中學,上課常常要把課文整頁撕去,後來1940年某一天,她伯父、母親都說廣播中有汪精衞的演講,那是汪精衞在南京建立所謂偽政權的第一次講話。她說,那時長輩們認為,如果完全在日本人的控制之下,就沒有人為自己國家的人民講幾句話,現在有汪精衞過去,總算是個代表中國的人,可以緩和一下局勢。

汪精衞的附日,可能是錯判形勢。他沒有料到在一年多後有珍珠港事變,美國捲入亞洲戰場。眼看抗日軍節節敗退,同胞在淪陷區飽受蹂躪,汪精衞與日人合作組偽政府來管治淪陷區,很難說他不是抱着「曲綫救國」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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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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