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制容不下六四集會嗎?(林 忌)

更新時間 (HKT): 2021.05.29 02:00

六四32周年,支聯會一如既往向警方申請六四集會的不反對通知書,與早前盛傳的說法不同,警方沒有以一些親共陣營的說法,指集會違反國安法,而是繼續以限聚令,以首先爆發於武漢的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作為禁止集會與遊行的理由。在被傳媒問到究竟悼念六四是否違法時,官員紛紛避重就輕,如曾參與悼念的勞福局局長羅致光就迴避問題,指以往參加的是合法集會,而「所有犯法嘢都係犯法」,等如沒有回答過。

一水之隔的澳門,作為一國兩制的「模範生」,率先以集會涉及「煽動顛覆政權」、「衝擊破壞一國兩制」,更指「屠城」等字屬「虛假宣傳」,屬損害中央威信,違反「公然及詆毀罪」而禁止集會。相比起香港數以十萬人計的集會,澳門為了只有幾百人的集會,開先例指「違反一國兩制」。問題來了,如果連幾百人的六四集會,也負上如此令人震驚的刑事責任的話,那麼同屬一國兩制的香港,又會否從此容不下六四集會呢?

當然兩地的法制不同,一如早前澳門和中國大陸一樣,不容輸入台灣的鳳梨,而香港「仍然」可以。問題是,究竟這個「仍然」,還有多久呢?有如那位「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理事長」的福建長老盧文端之流,就指連香港的六四集會遊行都屬於「違反國安法」而「自然屬於必須禁止之列」云云,看在台灣人眼中,應該是最好的反宣傳,原來「和平統一」就是不能關心中國的六四,而「一國兩制」就是連討論32年前的事都會變「顛覆國家政權」,那麼你還如何期待台灣人會願意和你「和平統一」呢?

早些年所謂「愛國愛黨」陣營在香港對六四的論述,還會承認錯誤,至多是推說「沒有選擇」或「較佳選擇」,以至把責任推卸到當年學生不願退場的問題上;又或者聚焦事件已經過去,以至中國的經濟發展等等。而在香港與海外的一些中國大陸的學生,也幾乎倒模一樣,會持有類似的觀點,去為中共當年的行為辯護。從不討論對或錯,只討論「成效」的角度而言,是相當「成功」的,因為他們接受了當年發生的事,甚至不認為應該悼念或者抗議,而支聯會的傳統「愛國不愛黨」的論述,對這些人無效──他們並不重視爭論當年發生過的事,或是不想去知道,或是打算忘記。

反而是後來的本土派陣營,以至提出港獨的人,會指出支聯會的路線,仍然是幫助中共政權去認同「愛國」的路線,而即使「不愛黨」,也仍然會或多或少,被「需要愛國」的宣傳所感染;因此如以往港共想推行「國民教育」時,很多那一輩的人士都認同這科目的存在,而只是爭論要教導的內容,而不似年輕一代全面反對,認為「國民教育」由始至終都是絕對的不需要。

愛國不愛黨變違反國安法

可是如今一切「向左走」,不但針對「港獨」,就連「愛國不愛黨」也會變成「違反國安法」,全面封殺所有討論的空間,打算以全面洗腦,把當年發生的歷史全面改寫,真的可以做得到嗎?

例如一些前高官,以至國家級領導人,當年在香港的報章上登廣告,聲稱「強烈譴責中共當權者血腥屠殺中國人民」,以至聲稱「強烈譴責北京當局濫殺市民的冷血暴行」──以今日澳門當局的標準而言,這些「愛國愛黨」人士當年的言行,又是否屬於「虛假宣傳」,損害中央威信,以至犯了澳門的「公然及詆毀罪」,以至「衝擊破壞一國兩制」呢?

遲至2017年,上任特首甚至仍然針對中大學生會《六四情不再、悼念何時了》的聲明,對大學生拒絕悼念六四的聲明不以為然,而強調要「深思一下,香港是中國一部份」;可是短短幾年,風向就轉成了悼念六四會變成違反國安法,連「愛國不愛黨」的大中華情意結,也會成為「顛覆國家政權」。

這種親中親共論述上的倒退,用之於在早兩年認為「六四不關自己事」的年輕人身上,可謂詭異之極,如果連「愛國不愛黨」也不容,那麼黨八股與洗腦,真的可以統戰這個國際金融中心?除了陽奉陰違,加速令港人移民離開之外,還真的以為可以在這個資訊的年代,隻手遮天去竄改歷史嗎?

更令人難以理解的,是中共由2012年提出「三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去到2017年加入「文化自信」成為「四個自信」,以至今年提出「東升西降」、「時勢在我」,那麼為何「自信」到頭,竟然對以往多年的論述信心不再,要全面禁絕討論與悼念呢?究竟「自信」了甚麼?

林 忌

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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