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燭光與詩人戴天(李怡)

更新時間 (HKT): 2021.06.01 02:00

自1990年六四夜就點起的維園燭光,延續了29年。相信很少人知道,最早提出以燭光哀悼六四死難者,是詩人戴天,他在上個月8號去世。

1989年8月中旬,我主編《九十年代》月刊,收到戴天的投稿,題目是〈共此傷痛愛惜的燭光〉,文章刊於九月號。文章中,戴天建議9月12日零時,即六四死難英靈的百日忌辰,家家戶戶,滅去電燈,在窗台上點起一支蠟燭,以至於盡,以此來寄託我們刻骨銘心的痛惜。他又提議以後每年六四周年,都以這方式,抒發沉哀,時刻反思,「敬申吊於英靈,寄長懷於民主」。

百日祭點燭沒有實現,但從次年六四開始,燭光每一年都在維園出現了。今年不能在維園點燭,不妨考慮一下戴天當年的建議:大家在窗台點一支蠟燭。

戴天學貫中西,閱覽寬廣,寫詩為文較少涉及政治,但從六四後這篇文章,足見他的感情所寄。

知道戴天這名字,是上世紀60年代中期,在《新生晚報》副刊專欄「四方談」。「四方談」由四位文藝青年輪流執筆,分別是戴天、陸離、李英豪、劉方(羅卡)。後來,羅孚設統戰飯局,戴天和一眾文藝青年被邀宴,我也敬陪末座。這次是我們第一次認識。當晚飯局後發生一樁韻事:一位青澀的女作家要戴天送她回家,戴說自己另有事,這少女竟站到馬路邊哭起來,弄得戴天頗為尷尬,我們這些初相識的人也手足無措。不過,後來知道這只是出自少女仰慕詩人之心,並非二人有甚麼曖昧。講來這已經是50多年前的事也。

數年後,我創辦了《七十年代》月刊,戴天與友人創辦了《盤古》雜誌。《盤古》開始時辦得有聲有色,引領當時的大學生思潮。不過後期有中共在港的出版機構拉攏、統戰,辦得越來越左,戴天退出了。他後來與友人辦《八方》文藝雜誌,開頭也有左派背景,不過他很快又退出。

戴天原名戴成義,取名戴天,讓人想到「不共戴天」。他年輕時以「田戈」為筆名寫影評,「田戈」二字,正是「戴」字去了「共」字。戴天一生交遊廣闊,跟左右派、台港大陸海外的各類文化人都熟,都可以高談闊論,但說到敏感話題,在避重就輕之餘也有所堅持。所堅持的,就是不「共」的田戈耳。

戴天自己解釋取「戴天」此名的原委,是來自漢朝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頭上頂着一個盆子怎麼去看天呢?指行為不能與目的相違背。唐朝顏師古注:「頭戴盆則不得望天、望天則不得戴盆,事不可兼施。」意思指兩者不可兼得。

左右難以逢源。愛中華大地、愛中國文化,就不能同時兼愛糟蹋環境、摧毀文化的極權。愛社會主義之國,就不能兼愛自由法治的資本主義之制。

1987年和戴天一起應邀參加新加坡文藝營,是記憶中與他日夜相聚最久的時日。那年應邀前去的還有台灣的黃春明、陳映真,中國的馮驥才、諶容。臨別前夕,大家在戴天房間聚談到凌晨3時。馮驥才講話最多,他說社會文化一旦形成就會成為一種模式,進入人的心裏,發展成一種社會心理狀態。這種心理狀態是不可逆的,無論怎麼批判都拂之不去。比如文革的「語錄狂熱」和「像章狂熱」,都有民族文化的心理因素,又經文革而加強。既不可逆,徒讓人悲觀。戴天喟嘆,但說作家的使命是發掘問題,而不是提供解決問題的答案。

戴天中西文學淵源豐厚,唯中國始終是其感情所寄,九七前離港,莫非詩人預見到一國豈容兩制?「戴盆何以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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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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