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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05日

陳子善:張愛玲與上海第一屆文代會 - 陳子善

1950年7月24日至29日,在夏衍、巴金、馮雪峰等人發起下,上海舉行第一屆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張愛玲的出席,成為這次大會的「亮點」之一。柯靈在他的名文《遙寄張愛玲》中就特別提到:
一九五○年,上海召開「第一次文學藝術界代表大會」,張愛玲應邀出席,季節是夏天,會場一個電影院裏,記不清是不是有冷氣,她坐在後排,旗袍外面罩了件網眼的白絨綫衫,使人想起她引用過的蘇東坡詞句「高處不勝寒」。
整整六十年之後,還有第一屆文代會的參加者憶及此事:
我參加了上海市第一次文代會。如果我的記憶沒有錯的話,張愛玲女士也參加了文代會,坐在會場靠後的位子上,會議開了六天,圓滿閉幕。(引自艾明之《第一次文代會前後》)
可見,身份特殊的張愛玲當時與會確實引人注目。張愛玲與會登記的名字是「梁京」,也即她自1950年3月25日起在上海《亦報》連載長篇小說《十八春》時所署的筆名。查1950年7月24日《解放日報》公布的《出席本屆文代大會代表名單》,「梁京」的名字列於「文學界」代表之中,按繁體字姓氏筆劃排序,出現在下列作家、學者之間:「唐弢、師陀、倪海曙、梁京、孫大雨、孫席珍、孫福熙、郭紹虞、許杰」等。這些人中「梁京」也即張愛玲最為年輕,按年齡和資歷,郭紹虞、許杰、孫大雨等位都是她老師輩了,即此一端也可證明,邀請她參加第一屆文代會實在是不小的禮遇。
柯靈和艾明之回憶的應是文代會7月24日在解放劇場舉行開幕式時的情景,開幕式之後,除了大會發言,各界代表還分組討論,張愛玲被分在「文學界代表」第四小組。真是萬幸,一份臘紙刻印的「文學界代表第四小組名單」被組長趙景深保存了下來,上面印得清清楚楚:
組長趙景深;副組長陸萬美、趙家璧;組員周而復、潘漢年、孫福熙、沈起予、葉籟士、姚蓬子、程造之、谷斯范、劉北汜、平襟亞、梁京、余空我、張一蘋、鄧散木、陳靈犀、陳滌夷、張慧劍、柯藍、王若望、哈華、姚蘇鳳、嚴獨鶴(引自徐重慶《文苑散葉》)
這份名單大有看頭。除了余空我、張一蘋較為陌生,其他都有或大或小的文名(陳滌夷即為大名鼎鼎的陳蝶衣),其中有來自延安和其他解放區的,有來自國統區的,更多的是長期在上海的,包括不少被稱之為舊派或鴛鴦蝴蝶派的作家,充分顯示了1950年代初期文藝界統一戰綫的廣泛和寬容。特別應該提到的是,趙景深在「梁京」名字左旁寫了「張愛玲」三字,並在兩個名字之間劃了一個等號,這說明「梁京」即張愛玲,在當時已是公開的秘密了。張愛玲是否參加和參加了幾次第四小組的活動?由於該組作家已全部謝世,無從查考了。張愛玲對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本來就不熟悉,她即便參加了小組活動,恐怕也沒有多少話可說。她只與平襟亞和鄧散木兩位有特殊的因緣。平襟亞就是當年發表她小說的《萬象》的發行人,張愛玲為了稿費還與他有過一場筆墨官司;鄧散木則曾為她的《傳奇增訂本》題寫了書名。

邀請張愛玲參加上海第一屆文代會,作出這個決定的無疑是當時上海文藝界的高層領導,柯靈《遙寄張愛玲》中已經說得再明白不過:「抗日結束,夏衍從重慶回到上海,就聽說淪陷期間出了個張愛玲,讀了她的作品。解放後,他正好是上海文藝界第一號的領導人物。這就是張愛玲出現在『文代會』上的來龍去脈」。夏衍時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兼宣傳部長,作出這樣的決定自在情理之中,因為夏衍是當時中共執行知識分子政策的典範。這個決定也確實顯示了新政權的雅量。夏衍晚年在談到張愛玲時沒有涉及此事,但當李子雲說到「您(指夏衍──筆者注)在1950年曾介紹我看她的作品,說她是寫短篇小說的能手。當年沒有一個革命作家敢承認張愛玲在小說創作上的成就」時,夏衍的回答耐人尋味:
我認識張愛玲和讀她的作品,是唐大郎介紹的。唐大郎也是一個有名的「江南才子」,所以,也可以說,欣賞張愛玲的作品和希望她能在大陸留下來,一是愛才,二是由於恩來同志一直教導我們「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這一方針。
(引自《文藝漫談》,載《夏衍全集》第8卷)
這段話一直未引起張愛玲研究者的關注。夏衍說「我認識張愛玲」,可以有兩種解釋,一種是通過張愛玲的作品而「認識」她,另一種是他真的與張愛玲見過面而「認識」,介紹人或許就是「小報大王」唐大郎?但這仍然只是一種推測,也已無法證實。
第一屆文代會前夕,張愛玲除了在《亦報》連載《十八春》,還以「梁京」筆名在1950年6月23日《亦報》發表影評《年畫風格的〈太平春〉》,高度評價桑弧導演、石揮、上官雲珠等主演的電影《太平春》。張愛玲欣賞《太平春》的民間味,特別指出:

(影片所描繪的)這一類的惡霸強佔民女地題材,本來很普通,它是有無數的民間故事作為背景的。桑弧在《太平春》裏採取的手法,也具有一般民間藝術的特色,綫條簡單化,色調特別鮮明,不是嚴格的寫實主義的,但是仍舊不減於它的真實性與親切感。那濃厚的小城空氣,轎行門口貼著「文明空氣,新法貰器」的對聯……那花轎的行列,以及城隍廟演社戲的滄桑……
我看到《大眾電影》上桑弧寫的一篇《關於〈太平春〉》,裏面有這樣兩句:「我因為受了老解放區某一些優秀年畫的影響,企圖在風格上造成一種又拙厚而又鮮艷的統一。」《太平春》確是使人聯想到年畫,那種大紅大紫的畫面與健旺的氣息。
我們中國的國畫久已和現實脫節了,怎樣和實生活取得聯繫,而仍舊能夠保存我們的民族性,這問題好像一直無法解決。現在的年畫終於打出了一條路子來了。年畫的風格初次反映到電影上,也是一個劃時代的作品。
這篇埋沒了六十年的張愛玲佚文剛剛由巫小黎博士發掘出來。《太平春》當時受到了觀眾的歡迎,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年畫風格的〈太平春〉》發表次日,《文匯報》同時刊出梅朵的《評〈太平春〉》和黎遠岡的《對〈太平春〉的幾點意見》兩文,對《太平春》大加批判,指責影片犯了溫情主義的錯誤,「不少情節依然是在上海亭子間裏的憑空臆造」。張愛玲是否讀到梅、黎兩文,不得而知。但夏衍讀到了。他6月25日在文匯報社的一次會上明確表態:「梅朵對《太平春》的批評是不正確的,本片在小市民中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以桑弧過去的作品來看,這是一個飛躍的進步,應當肯定地加以贊揚」。(引自柯靈1950年6月28日致黃佐臨、桑弧信)直到晚年在回憶錄《新的跋涉》中,夏衍仍認為《太平春》是「比較優秀的電影」。以夏衍對《亦報》的關心,他也不大可能不讀到張愛玲的《年畫風格的〈太平春〉》。夏衍和張愛玲,一位是主流文學開明的代表,一位是非主流文學的高手,一位從思想上表揚《太平春》,一位從藝術上肯定《太平春》,真太有意思了。
第一屆文代會之後,張愛玲參加了一項對她後半生來講幾乎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活動,那就是到蘇北參加土改。這事一直存在爭議。高全之在《張愛玲學》增訂版(2008年10月臺灣「麥田出版」初版)中已援引張愛玲本人1968年夏初在美國接受殷允芃訪問時所談的和張愛玲姑父李開弟1990年代接受蕭關鴻訪問時所回憶的二條證據,力圖證實張愛玲在第一屆文代會後「下鄉參加過土改」。其實,還有第三條證據,與張愛玲見過面的魏紹昌在《在上海的最後幾年》中也說:「一九五一年七月,上海召開第一屆文代會,夏衍提名張愛玲參加。會後張還隨上海文藝代表團去蘇北參加了兩個多月的土改工作。回來不久,她就離滬去港了。」當然,魏紹昌此說有何直接依據?仍可存疑。可惜他也已謝世,無法再向他進一步求證。但他點出張愛玲下鄉參加土改與第一屆文代會有關,却是極具啟發的。

1950年11月,「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出版了「林冬白」編的《土地改革與文藝創作》一書,編者在《前言》中開宗明義:「華東地區土改工作即將展開,上海文代大會曾通過了『上海文藝工作者配合華東土改工作』的決議,並為了實踐這決議,一部分文藝工作者已經下鄉去了,不久將有大批文藝工作者下鄉。為了配合這一行動,特搜集有關土改創作的文章,集成這一小冊,以供從事文藝工作的朋友們參考。」顯而易見,第一屆文代會代表下鄉,是為了實踐文代會的相關決議,「配合華東土改工作」。張愛玲作為文代會代表,作為「大批文藝工作者」之一,「下鄉」參加土改,也就順理成章,理所當然。也許她下鄉時就讀過這本《土地改革與文藝創作》的小冊子?
《土地改革與文藝創作》出版於1950年11月這個時間節點很重要,它與殷允芃1968年夏初記錄的張愛玲對她所說的下鄉時間正相吻合。殷允芃寫道:「寫《秧歌》前,她曾在鄉下住了三、四個月。那時是冬天」。「『這也是我的膽子小,』她說,緩緩的北平話,帶著些安徽口音:『寫的時候就擔心著,如果故事發展到了春天可要怎麼寫啊?』《秧歌》的故事,在冬天就結束了」。(引自殷允芃《訪張愛玲女士》)由此可以推斷,張愛玲到蘇北農村參加土改的時間應為1950年末到1951年初,是在冬天,前後大約三、四個月。
需要進一步追問的關鍵問題是,張愛玲當時到了蘇北哪個農村?有多少第一屆文代會代表與她同行?三、四個月時間不算短了,一向敏感、對小人物(包括小知識分子、女傭和農民等等)充滿同情和悲憫的張愛玲,在當地的土地改革運動中看到了什麼,聽到了什麼,想到了什麼?她參加蘇北土改的經歷,或許最終導致了她的去國,最終促成了她創作長篇小說《秧歌》,一切都有可能,都有待繼續查證、思考和研究。
文:陳子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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