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特首新年祝願：「盼望世界政治和經濟局劫盡快復常。」梁振英在國教爭議時，也說過：「希望教育體系盡快復常。」特首似乎頗喜歡用「復常」，去反襯出「反對派」導致的「亂世」。的確，元旦日很亂，不但亂在「撐政府」、「倒特首」之間；不但亂在雪廠街與皇后大道中交界；更亂在市民所得的資訊：單睇主流媒體根本唔知道外面發生咩事。
舉老生常談的遊行人數為例，組織遊行團體通常「報大數」，警察則通常「報細數」，舊時兩者雖有差距，但未至太遠。早幾年記者根據在場觀察，報個中間數，雖不中亦不遠矣。不過近幾年遊行人數在政治角力中飾演主角，變成一組組怪誕數字遊戲。元旦早上的挺梁遊行，鄭耀棠聲稱有六萬人參與，警方謂有8,000，兩方都明顯「報大數」；下午的倒梁遊行，大會稱號召14萬人，警方則評估不足二萬人，則過份兩極化。主流電視電台因循成癮，只引述大會和警方數字，睇得觀眾一頭霧水。新聞部只會「他說、她說、大會說」，那派記者到現場所為何事？難道記者不能更具體告訴觀眾：根據在場觀察，人數比大會公佈少/比警方統計多/維園這個球場能容納XXX人，現在已經爆滿？
當記者淪為記事機械人
美劇《THE NEWSROOM》開過一個玩笑：如果共和黨在國會動議「地球是平的」，「客觀的」媒體會報道「民主共和兩黨就地球是圓是平未能達成共識。」新聞系學生學習的新聞學，發源於一百多年前的美國，但美國本土近年有不少聲音，認為戰時發展的新聞學，過度神化「客觀」兩字，致被淪為當權者操控社會議題的工具。哥倫比亞大學新聞評論執行編輯Brent Cunningham寫過一篇文章，大呼「Take a Stand」（不是Take a Side），他指出記者記錄每天發生的事、領袖說過甚麼，這些基本的任務，在現今的科技世界，任何人都能擔當。專業的記者，更應該擔當更多調查、解說，甚至仲裁的角色，為觀眾站出來判斷社會爭議。
被動的媒體
和元旦當晚採訪堵路示威的一位電視台記者討論當中，我們發現了另一個問題。當晚他負責寫「主故」，敍述示威者和警方之間的衝突，用了「正常的寫法」，即是「畫面行先」，將最激烈的衝突畫面寫在開首，再在匆匆兩分鐘的Air Time內盡量重塑事件經過。古仔出街後，他暗暗覺得「唔對路」，因為現場觀察所得，警方低調地步步包圍、進逼，用無言的拖延，挑戰示威者的耐性，同樣是導致亂局的主要原因。不過，礙於傳統新聞的「客觀」準則，寫作是十二分被動的，細膩的個人觀察反而無從帶給觀眾。對於事後社會一味指摘示威者激進，記者朋友感覺有口難言。
如何「Take a Stand」？
